我所親歷的北大經濟學教育

1962 1962年 年9 9月 月， ， 北大經濟系 北大經濟系1957 1957級畢業合影 級畢業合影


20 20世紀 世紀80 80年代 年代， ， 陳岱孫 陳岱孫、 、 陳振漢 陳振漢、 、 厲以寧等合影 厲以寧等合影


　　我是1957年考入北大經濟系的，1962年本科畢業；隨即考取本系研究生，1965年7月如期通過了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但正式結業卻因下鄉搞“社教”而推遲了半年，到1966年初才分配工作——留校任教。掐指算來，從那時到現在我在北大已經度過了61個年頭，占了百年歷史的一半還多。比起前輩和兄長，我的親身經歷說不上長久和豐富，更不如有的仁兄那樣富于傳奇。然而，也許平淡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確，回顧我在北大所經歷的經濟學教育，風風雨雨半個多世紀，猶如一幕幕歷史畫卷從腦海中掠過，那里畢竟有不斷變換的背景，活躍著色彩各異的人物，還有許多在今天看來似乎難以理解的事件。跌宕起伏，苦樂交織，值得回味和反思。
　　記得當年入學后，有三個沒有想到。一是來到新生報到站，沒有想到迎接我們的，除了熱情的老師和兄長，還有那幅高懸在30號公寓（經濟系學生住處）門腦上方、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極具沖擊力的大標語：“熱烈歡迎未來的馬列主義宣傳員！”心中不免一震，頗感意外。第二個沒想到的是，“反右”高潮雖已過去，卻迎面闖進了“補劃右派”這一段。于是隨班參加高年級同學批斗“右派”的大會，見證校園里大大小小的批斗會，成為新生入學的第一課，這對一個年僅18歲的青年來說不免深感意外，很有不知所措之感。第三個沒想到，我們學習的教科書竟是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起初是第二版，后來是第三版）。后來逐漸認識到，這本教科書不過是集教條主義之大成，充斥著斯大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和一定要遵循的各種經濟規律的說教?？墒钱敃r沒有這種覺悟，學得還是很認真的，考試成績也不錯。可以說，“階級斗爭”和“學習蘇聯”，就是當時經濟學教育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所經歷的經濟學教育的第一個階段。
　　沒過多久，經濟學教育走上了一個新階段。那時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基于對蘇聯模式的嚴重弊端的認識，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于是就有了1958年開始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及作為這場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革命”。不管人們后來對這些政治運動和教育革命作何評價，當時我們是滿腔熱情投入其中的。在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指引下，我們開始了不止一次的下鄉下廠，實現與工農兵相結合。從黨和國家發展路線來說，這些探索留給我們的教訓著實多于收獲。歷史早已無可辯駁地證明，以階級斗爭為綱，企圖通過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去推動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終究不可能取得成功。然而，還是應該補充一句，這些經歷留給我們個人的還有寶貴的收獲，那就是在同工農兵同吃同住同勞動中，親身感受到我國普通民眾的生產和生活實情。至于這期間在北大掀起的批判馬寅初校長人口論和哲學思想的運動，則是不堪回首的一番場景，它使北大蒙羞，更使作為“批馬”主陣地的經濟系蒙羞，教訓是極其沉重的。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秋，正值七千人大會總結三年困難時期經驗教訓之后，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際，國家重建研究生制度并首次正式招考研究生。經過嚴格考試，我有幸被錄取，更有幸師從陳岱孫教授攻讀經濟學說史。三年間，在岱老指導下，扎扎實實地系統地研讀了眾多西方經濟學名家和馬克思經濟學主要著作，還應岱老要求，研修了哲學、邏輯、歷史及外語等課程，這為后來從事教研打下了較好基礎。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運動不斷的歲月中，那段相對平靜的歲月對我來說過得最為充實、收獲最大、精神最感愉快，這得益于岱老的親切教誨和組織的關懷，終生感念不敢忘的。
　　然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一直延續到60年代上半期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和“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運動”。在這種局勢下，經濟學教育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強調階級斗爭，只是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已退出舞臺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著作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 以及包括 《二十三條》 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文件。
　　1966年5月在北大開始的“文革”將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推向了極端，這一鬧在北大就是十多年。關于這場“文革”浩劫，黨中央早已作了結論，指出那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我們所親歷的經濟學教育的第三階段就是在這場浩劫中度過的。北大是“文革”的重災區，經濟系又是重中之重。不用說，經濟學教育所遭受的破壞是空前的。原先所學的一切都被說成是修正主義，干部和老教師受沖擊，教師隊伍嚴重分裂，經濟學教育陷于停滯、癱瘓和崩潰。經濟學（如果說還有所謂經濟學的話）也早已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成為批判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唯生產力論）的武器。連續不斷地學習貫徹所謂“最高指示”成為那時的主要學習和生活內容。即使在運動后期的所謂高校的“斗批改”中布置學習馬列主義的幾本書，包括馬克思的 《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 《反杜林論》、列寧的 《國家與革命》等，也都被納入強調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軌道，根本無所謂經濟科學可言了。
　　唯一的例外，是1971年周總理在接見楊振寧時發出要加強基本理論的指示，周培源校長傳達后，我同其他各系主管教學的老師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荒廢了好幾年的業務終于可以撿起來了，于是在我們經濟系，在大家的支持和努力下，作為經濟系教改組負責人，我積極主持部分地恢復了 《資本論》、中外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等課程的教學。盡管當時大家仍然心有余悸，不敢放開，盡管這些教學的分量不能同“文革”之前相比，但畢竟是“文革”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好事，所以都能盡力而為。但時隔不久開展的反右傾運動，又將剛剛露出的一線曙光一掃而光。我和參與教學的干部和教師受到批判，開設的課程立即停止，一切又回歸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周總理關于加強基本理論的指示就這樣遭到了無情地扼殺。四人幫摧殘教育之狠毒，由此可見一斑。
　　從我1957年入學到1976年結束“文革”，在前后整整20年間，除了個別年份，我們基本上都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下度過的。這條路線以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僅給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事業帶來了重大損失，而且對經濟學教育造成極大傷害。經濟學本來是經世濟民之學，可是，在當時形勢下，除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充當政治斗爭的奴婢，經濟學不可能有其他選擇。盡管老師們曾盡可能地向學生們傳授了一些知識，但不可能扭轉錯誤政治路線支配的大局。事實反復證明，沒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就不可能有經濟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正常發展，當然也就不可能有經濟科學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和土壤。不管人們懷抱怎樣良好的愿望，也不管個人如何努力，充其量只能充當一個宣傳員，而不會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或經濟理論家。弄得不好，還可能會在某個政治運動中落入陷阱或是走上歧途，這里不乏刻骨銘心的教訓。
　　經濟學教育的真正起飛和大發展是最近30多年的事，它構成了我所親歷的經濟學教育的第四個階段。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開辟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新紀元，也為經濟學大展宏圖創造了空前優越的條件和強大的動力。經濟學從沉悶的科學走上國家改革發展的前臺，成了國家高度重視、青年學子熱心追求的顯學。就我個人的學術和思想觀點來說，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下，在對歷史的認真反思和對現實的重新認識中，實現了根本性的轉折和提升。其成果集中表現在幾十年間主要完成了這樣幾件“反思和重建的工程”：20世紀80年代，在國內學界率先重新評價經濟邊際主義，指出其既有為其現行制度辯解的規范性，又有揭示經濟發展規律的實證性；20世紀90年代，著力重塑經濟學說史，在打破舊模式，探索新模式下, 對近現代西方經濟思想發展中出現的重要觀點、理論和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被岱老譽為“創見性論述”；21世紀之初，在國內首倡“多元要素價值論”和“要素貢獻分配論”，這項成果為新時期深化改革開放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被譽為“重大理論創新”，“為黨的十六大作了理論準備”。此外，多年來我還就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些現實問題發表了有影響力的觀點，受到學界與公眾的重視與好評。
　　北大經濟系于1985年組建為經濟學院，當時包括經濟學系、國際經濟系和經濟管理系；1993年以經管系為基礎組建了光華管理學院；原來的經濟學系和國際經濟系則組成為新的經濟學院。這個新經濟學院主要由于學科老化和隊伍老化等原因，在經歷了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之后，才逐漸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今日之經院，早已今非昔比，面目煥然一新了。過去的經院以史論見長，現在已擁有完善的經濟學學科體系，除了軍事經濟學之外，涵蓋了經濟學這個門類之下的全部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擁有涵蓋各個專業的經濟學本科、碩士、博士人才培養體系；擁有全國最早的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還是國家的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和全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試驗區。在改革發展的大潮中，我們以獨立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理論創新成果，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的論證和支持；我們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品學兼優的人才，其中許多人已經成為各項事業的棟梁；我們在改革和完善經濟學辦學模式和教育制度方面作了一系列大膽的探索，其中一些成果（例如碩博連讀）已被廣泛采納和推廣。
　　回顧經濟學教育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跌宕曲折的道路，對比前后幾十年的巨大變化，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這就是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經濟學的發展，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扭曲和堵塞了經濟學發展之路，改革開放才使經濟學綻放了青春，走上了正軌，為它的發展和茁壯成長注入了活力。不過一開始我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是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的潮流把我們推向經濟學教育的改革之路的。想當初，要不要設立應用性專業，甚至要不要面向社會面向企業家開辦培訓班，在我們這里也不是一下子就達成共識的。一些教師總覺得那不是我們這種研究型學院所應做的，擔心這樣做會降低了以史論見長的傳統優勢和地位。事后證明這種想法是沒有根據的。應用性經濟學科的設立，從根本上扭轉了原先以史論見長的單一結構，它有利于建立同改革和發展的直接和密切的聯系，有利于為國家培養大批應用性理論和實用人才，也有力地促進了史論學科的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而創設的面向社會和企業家的各種培訓班，則對改革我們的學科，充實課程內容，改革教學方法，培養能夠走上市場改革和經營第一線的教師，都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加上我們認真辦學，所以受到了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
　　改革開放以后，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們的教育實踐中是一個敏感問題，在近些年來中國政治和學術風云變幻中，往往成為某些人攻擊的一個焦點，處理起來相當棘手。無論在校內還是在校外，有人總是排斥所謂西方經濟學，視之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后快，否則就被斥為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則相反，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經濟學，排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斥之為偽科學，否則就視之為極左。這種問題不處理好，勢必造成很大的混亂，直接影響教學和研究工作的正常開展。我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西方經濟學的大量涌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比起過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統天下是一個歷史的進步，這已為事實所證明。需要防止的是不加分析地全盤肯定，
盲目引進，企圖用以直接解決中國問題，如同過去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直接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一樣，也是一種不成熟的看法和做法。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已是不爭的事實，這說明它像其他社會科學學說一樣，具有歷史的或認識的局限性，不能指望它永遠完全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同對待其他社會科學學說一樣，如實地把它視為需要發展的科學，該堅持的堅持，該突破的突破，該發展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盡快地構建我們自己的經濟學體系。這種經濟學應當反映中國國情，解決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問題，并具有為中國干部、青年和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形式。北京大學及其經濟學院在這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我們應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以往的事實證明我們有實現這個抱負的能力。
　　教學與研究并重，是研究型大學及其院系的一大特點，北大經濟學院自然也不例外。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出現重科研而輕教學的傾向，不過這種傾向不會太過嚴重，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學生對老師有著較高的期待和要求，老師如果輕視教學，以致教學效果欠佳，那是很難在講臺上站得住的。優秀的學生自然要求優秀的教師，這對教師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動力。高質量的教學需要高水平科研的支持，不搞科研肯定搞不好教學。在這方面我們的教師做出了極大努力，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光從每年我們所爭取到的為數眾多的縱向橫向各級科研項目的數量之多即可見一斑。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項目中不少都是同國家改革發展密切聯系的大項目。這也是“文革”前的經濟學系不能相比的。根據我自己的實踐，我相信許多教師都有這樣的體會，只要將自己的教學科研同社會實踐相結合，著重研究和思考那些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即使從事經濟思想史等看上去同現實距離較遠的學科，甚至研究那些看上去比較抽象的基本理論問題，也能得出極具現實意義并為社會所歡迎的創新成果。實踐還證明，要取得重大科研成果，除了其他各種條件之外，在現在中國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下，堅持尊重實踐、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敢于和善于獨立思考，具有不懼風險和壓力的膽識和勇氣，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北大和經濟學院具有這方面的優良傳統，我們是蔡元培校長當年所倡導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勇于探索的辦學原則的追隨者和實踐者。馬寅初先生無所畏懼地捍衛科學的尊嚴，陳岱孫先生以其20年學術沉默所顯示的科學品格，都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如果要問，我對北大經院有何期盼，我為院慶100周年的題詞可以作答：精英搖籃，理論陣地，思想先鋒！
　?。ㄗ髡邽楸本┐髮W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3-2002年任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