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國學 斯文在茲

1938 1938年 年， ， 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在蒙自分校合影
　　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在蒙自分校合影， ， 前排左起為羅 前排左起為羅常培 常培、 、 魏建功 魏建功、 、 羅庸 羅庸、 、 鄭天挺 鄭天挺


1973 1973年 年， ， 參與點校 參與點校 “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 及 及 《 《清史稿 清史稿》 》 的學者與中華書局工 的學者與中華書局工作人員合影 作人員合影


北大中文系 北大中文系1978 1978級研究生合影 級研究生合影


袁行霈為同學們作講座 袁行霈為同學們作講座— —— — “ “我與陶淵明 我與陶淵明” ”


北大中文系現址 北大中文系現址


孫玉文：士人風骨，學術大觀
■ 校報記者 蔡子鑫
在北大中文系2013級畢業典禮上，孫玉文教授發表了以“士人的道義與擔當”為題的演講，勉勵在座畢業生敬業樂群，知行合一，為傳承中華文明、傳承母語文化取得自己的實績。在治學生涯中，他始終身體力行地實踐著北大中文人的士人風骨，書桌前辛勤耕耘，講臺上傳道授業，幾十載如一日，只為不斷向學術的高峰登攀。
孫玉文于1979年考入湖北大學中文系本科。在那個消息閉塞、一書難求的年代，想要讀到一本好書十分不易，能夠進入中文系學習便成為了熱愛文學的青年們共同的夢想。本科時期，他的興趣逐漸由文學寫作轉移到語言學研究上，積極參與語言興趣小組組織的讀書討論活動，自己也深入鉆研了《說文解字》一書。1983年本科畢業后，他選擇留校擔任古代漢語助教，由此走上了學術研究和教學的道路。1986年他考取了湖北大學第一批語言學研究生，并于1988年春天到北京大學中文系進行過短暫的學習。碩士畢業后，經過深思熟慮和多方比較，他將北京大學中文系作為自己攻讀博士學位的目標：“還是北大的課程開得全面，做學術的氛圍好?！?br>談起在北大學習的經歷，孫玉文充滿感激地講述了自己的博士生導師——郭錫良教授帶給自己的深刻影響。郭先生在開學第一天便囑咐他“讀書就一門心思讀書”，在他取得成績時也及時提醒他“最多可以高興一個月”。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郭先生為孫玉文帶來的是具有世界格局和歷史情懷的研究視野，引領他向學術最前沿邁進。在完成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郭先生指導孫玉文將重點放在理論建構和具體漢字的考辨上，對原始材料做窮盡性搜集、整理，求真辨偽，嚴密地論證自己的觀點。經過孜孜不倦的研究，孫玉文在博士論文中呈現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內容，這些內容有力沖擊了自清代顧炎武以來的傳統觀點，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他的研究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論文也因此榮獲首屆“北京市優秀博士論文”和“北京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等獎項。
博士論文的成功為孫玉文的學生生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此時站在新的學術高度上的他又一次做出了人生中一個重要決定——到北京大學來任教。在學術研究中，他有不少困惑，他相信北大的學術氛圍能更好地消除自己的困惑。對比他在湖北的生活條件，當時北大的待遇要遜色一些，但他沒有感到遺憾?！皝G掉一些實惠，也堅決要來?！睂O玉文用簡單的一句話道出自己當時的想法。
孫玉文談到自己的教學生涯時最喜歡使用的詞語是“教學相長”。無論是本科畢業后留校擔任助教，還是正式登上講臺獨自授課，他都十分享受與學生們交流和討論的過程，并從中獲得許多鍛煉和提升。在北京大學，孫玉文任教的課程豐富多樣，既有面向本科生的“古代漢語和音韻學”（中文系專業必修課）、“古文選讀”（中文系留學生必修課）、“漢語史（上）”（中文系選修課、語言學方向必修課）、“大學國文”（全校通選課）、“文字音韻訓詁基礎”（全校古典語文項目本科生必修課）等課程，也有面向研究生的“古音學”“上古音研究和音義關系研究”等。
孫玉文指出，近二十余年來，全國中文系的“三古”課程課時不斷被壓縮，這一點值得反思。應當充分認識到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和古代文獻對于我國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作用。古代典籍對于現代社會仍具有多方面的參考和研究價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都能夠從古籍中汲取豐厚的滋養，發展我們的文化。因此應當重視對“三古”研究人才的培養，這也是堅守和傳承北大中文學術傳統的重要體現。
孫玉文始終對北大中文深厚的學術傳統和良好的學術氛圍充滿信心。談到對中文系未來發展的希望時，他說：“希望學校和中文系師生立意高遠，多多思考怎樣利用中文學科的學科知識為國家的文化發展服務，承擔起傳承和發展文化事業的責任；學術水平是決定學校地位與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應當注重學問研究本身，不為外界的排名等非學術因素左右，扎扎實實做好學問；希望北大中文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繼續保持學術自由的氛圍，學者們應當承擔起一些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具有一定規模的大課題，使我國的學術研究真正具有世界眼光和歷史格局，禁得起歷史檢驗。”始終懷著一顆對學術研究的赤誠、熱情的心，在榮譽面前淡泊自如，十分堅定地追求自己的學術理想，從未停下向更高峰巒攀登的腳步——這是中文系教授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一代代北大人的士人風骨所在。
劉玉才：根植千年典籍，傳承百廿學術
■ 校報記者 蔡子鑫
1981年，劉玉才教授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學習。38年彈指一揮間，古典文獻專業經歷了高峰與低谷，迎來又送走一批批學人。從孜孜不倦的求學者到傳道授業的解惑者，劉玉才始終堅守在古典文獻研究領域，在勤勉治學的同時又保持著對古典文獻學科清醒的審視。
上世紀50年代末，齊燕銘、翦伯贊、吳晗、金燦然等前輩學者深感古籍整理與研究之必要，希望培養出一批能夠讀懂古書、傳承古籍整理事業的專門人才。在他們的倡議下，經中央批準，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得以設立，1959年開始招收第一屆本科生，1960年又招收了第一屆研究生。80年代之前，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是全國高校中唯一培養古典文獻學研究與古籍整理專門人才的學術機構，學生畢業后主要到對口的中華書局就業，專門從事古籍整理和編輯工作。著名語言學家魏建功先生為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奠基人。半個多世紀以來，古文獻教研室名家輩出，周祖謨、陰法魯、金開誠、裘錫圭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先后在此工作。
劉玉才特別提到了自己的導師陰法魯先生。陰先生1935年進入北大學習，抗戰時期一路跟隨學校西遷至昆明，后又成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屆研究生。完成學業后，陰先生留校擔任傅斯年先生主持的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并成為隋唐文化史、音樂舞蹈史研究的專家。1960年他回歸中文系，協助魏建功先生主持新成立的古典文獻學專業，并在專業開設《詩經》、“敦煌學”“中國文化史系列講座”等課程，他主持編纂的《中國古代文化史》（2008年，許樹安、劉玉才組織修訂）迄今仍是該課程最為權威的教材。陰先生讀書期間，在前輩學者羅庸先生指導下，分別完成大學畢業論文《先漢樂律初探》和研究生畢業論文《詞與唐宋大曲之關系》，而劉玉才目前正帶領自己的博士生整理陰先生的畢業論文，計劃在中文系主辦的《中國古典學》創刊號發表。
劉玉才讀書時中文系在專業方向劃分上同現在一樣，分為文學、語言、文獻三個方向。不同的是新生在入學時便已經進行了專業劃分。加之課程以專業課為主，其他種類較少，學生接受的專業訓練密度更高。現在屬于“限選課程”的“文字學”“訓詁學”等課程當時均在“專業必修課程”之列。古典文獻學雖然是“文學”下的二級學科，但其專業面向廣，文、史、哲各方面均有涉及。因此除了本專業課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學生還必須學習與漢語專業、中國史專業同樣強度的“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中國通史”等課程，而且這些課程往往都是由長于教學的優秀教師授課。后來課程調整，“中國通史”被“中國文化史”替代?！爸袊幕贰痹臼顷幏斚壬鷦撛O的專業基礎課程，采用分列專題的方式，邀請不同門類的專家講授，目的是傳授歷史文化知識，增進學生對古代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情況的了解，掃除研讀古籍遇到的障礙。但后來由于課程安排和經費問題，系里只能安排一位教師主講，而僅憑一位教師的知識面，實際難以達到“中國文化史”課程要求的知識深度與廣度。因此，劉玉才告訴記者，后來中文系開設的“中國古代文化”課程，無法代替專題形式的“中國文化史”課程，現在的學生在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方面的知識積累還遠遠不夠，這一現象值得反思。
談及古典文獻學近20年來的發展狀況，劉玉才說，在強調通識教育與通才培養的當代大學教育體制中，帶有顯著專業特色的古典文獻學面臨著不小的挑戰。首先是學術風氣的轉變，建國前的學者們所擁有的淡泊名利、一心追求學術的“正氣”面臨失傳之虞，而浮夸之風有抬頭之勢。一方面，新一代學者受到的社會干擾和經濟利益誘惑更多，可以選擇的機會也更多；另一方面，理論研究與學科交叉研究成為了當下學界的主流方向，因此設立之初目的十分“功利”和單一的古典文獻學專業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問題。此外，學科界限不清晰是古典文獻學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劉玉才強調古典文獻學應當加強自身的學科建設，這也是古典文獻學未來發展的迫切需要。在目前的學科體系之下，中國文學、歷史學和圖書館學三個一級學科都設置有文獻學相關的專業，但是這三個專業各具特點，知識結構并不相同。劉玉才認為，中文系的古典文獻學研究是一門“從經典出發的學問”，應主要以經、史、子、集四部文獻為核心，關注文本的生成與編纂成書，以及歷代的流傳與變異，并通過對經典的闡釋研究，發掘其義理所在。通過研究不同版本的經典著作，能夠發現不同時期和不同主體對于經典的特定理解，實際是傳統學術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需要注意的是應當避免學科復古傾向。對于有人嘗試進行“接續經學脈絡”努力的現象，劉玉才指出，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古典文獻學研究不能成為一門封閉的學科，而應當積極與其他學科進行交流。在這一點上西方的漢學研究為中西方的學術溝通提供了很好的范式。近年來，中西方學界都在致力于“古典學”建設，這也為古典文獻學帶來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與新的發展機遇。
徐建委：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 校報記者 楊寧
綠意掩映下幽靜典雅的靜園二院，記者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問學者徐建委。先后求學于山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并任教于人民大學的他，對古代文學研究長懷熱愛，對北大也不乏深情。徐建委2004年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院攻讀文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古典文學專家袁行霈教授。談及在北大求學四載的感受，他表示，當時的學術生活相當豐富而充實，特別是北大的一批老師，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袁行霈老師當然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人。老師的學問淵深廣闊，他總是能把一些特別繁難的問題用簡潔清通的文字書寫出來，舉重若輕。同時，他又有穿透復雜材料、直擊本質問題的眼光，看問題能一下子抓住本質和要點。當年，我在博士開題報告中羅列了很多內容，包括學術史、思想史、文獻學等等。他看了我的報告立刻說，‘你這個論文最重要的、真正能做出成績的恐怕是在文獻的流變方面’。他的洞見讓我的研究規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思想史轉入了學術史領域，文獻流變與學術史至今依然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毙旖ㄎ嬖V記者。
此外，徐建委還認為，袁行霈先生“是目前能夠見到的少有的能保持古代君子之風的人”，他不僅授業解惑，而且心胸開闊、為人謙遜，以他的人生實踐為學生們樹立人格典范。“我跟著他這么多年，從沒見他批評過任何人——他在所有人身上看到的都是優點。無論是當年求學時和老師日常的聊天、沿著未名湖散步，還是如今在學術上的合作，都能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爆F在徐建委正協助袁先生進行《詩經新注》的校注工作，他說：“袁先生總要把新注稿反復琢磨、潤色修改。最近中華書局要先行出版《詩經新注》上半部書稿——《國風新注》，他對二校稿從頭至尾逐字批閱，每頁都布滿了他的修訂痕跡?！?br>除了袁先生，談及北大中文系和國學院的其他老師，徐建委也如數家珍。在中文系他上過最多的是傅剛老師的課，傅老師扎實嚴謹的文獻學研究，至今對自己仍有重要影響。而當年給國學院上課較多的有歷史系的閻步克老師，“從他那里學會了史料排比與批判的基本方法”；考古文博學院的嚴文明老師“親自帶我們去世紀壇看良渚遺址的展覽，幫助我們開拓視野”；歷史系鄧小南老師的課程“對我這樣半路而來的旁聽者來說，并沒有特別困難，因為她對宋代的制度等相關問題的講解非常清楚，思路之清晰，表達之準確，是非常令人贊嘆的”。這些名師的言傳身教，是徐建委求學期間最大的收獲。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徐建委認為，新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有著新的任務和方向：“首先，要重新思考學科建立的基礎。我們現在的古代文學研究建立于20世紀初，基于19世紀英國文學史的研究傳統，是一種利用外來概念和方法逆推而建立起來的體系，其本身的存在就有問題，有必要厘清中國古典書寫傳統的研究范圍和對象，重新定義什么是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其次，應該特別重視數字人文的價值。在文獻電子化后，數字人文在研究方法、工作效率上有很大的優勢，一定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最后，對于很多文獻、書籍和知識也要建立起新的認識、新的觀念。可以說，古代文學研究需要‘從頭開始’?！?br>徐建委認為北大具備深厚的古代文學研究基礎，有著實力雄厚的師資隊伍和優秀的研究生人才，他同時也希望北大能學習各兄弟院校的長處，常變常新。例如人民大學跨學科研究探索和人才隊伍的更新、中國社科院特別強調的對前沿問題的把握等，這些經驗都值得參考。他期待北大的師生們能進行最前沿的思考、最扎實的文獻研究，拒絕保守和中庸，同時要完成人才梯隊的更新和研究思路的轉換，重視青年教師整體水平的提高，增進與歐美各頂尖高校的國際交流，不要局限于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西方古典學、印度學、埃及學等古典文明研究的方法和問題都可以給我們啟發和借鑒。
采訪中，徐建委也提到，成立于2016年的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即是對新的研究可能的積極探索。文研院重視跨學科研究，為教師提供了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和有力的科研支持；重視跨文明研究，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同時，也對希臘、羅馬、地中海等文明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斑@樣的思路是未來研究的新方向。文研院可以做其他院系‘想做又做不了’的事，與北大其他研究機構互為補充，共同開啟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新的一頁?！?b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