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世紀文學與文化之思

研討會現場 研討會現場

　　6月23日，“摹仿”與新世紀文學及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由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大學國際批評理論中心聯合舉辦，來自國內外高校、研究機構、學術期刊的資深學者、青年教師與博士生濟濟一堂，在“新世紀小說之先鋒作家的轉向”“新世紀小說之現實主義的復興”“非虛構寫作”“科幻、網絡、電視、動漫”四個討論單元中就相關論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作為文學理論概念的“摹仿”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廣義的重復他人行為的含義，有其自身的理論脈絡。它尤其強調藝術作品對于“真實”或社會現實的再現，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奧爾巴赫，理論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摹仿問題進行了討論，包括摹仿的對象、摹仿的方式、摹仿的價值等?！澳》隆备拍钆c現實主義始終有著天然的關聯，而中國文學藝術中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使得對“摹仿”的研究和思考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變得十分必要，新世紀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在“摹仿”概念的映照下，也必然能夠碰撞出新的啟示與可能。
張旭東（北京大學中文系）：
摹仿、生產性與當代中國文學
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摹仿”在西方的理論脈絡不斷流變，遵循亞里士多德的基本概念，我們認為摹仿的核心對象是“行動中的人”。對于中國文學來說，敘事的編織與結構同當代中國內在歷史運動的“生產性”之間存在摹仿性關系，通過分析“命名”“動作摹仿”“韻律摹仿”和“結構再現”等具體范疇，能夠展現出寫實主義風格的當代意義。另一方面，以德國批評家本雅明對現代主義大師普魯斯特的經典研究為例，文學形式與社會勞動、階級沖突、經濟和意識形態結構變化歷史之間也存在“摹仿”和“再現”關系，在這個層面上，寫實主義風格超越現代主義“形式實驗”和后現代“無深度寫作”的文學本體論意義同樣值得強調。
劉江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
先鋒精神的重新召喚
先鋒精神需要被重新召喚。所謂“先鋒精神”就是對固有傳統的不斷超越，這種精神不會也不能從文學創作中退場。經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鋒文學代對中國當代作家世界視野的開啟，才有可能使其重新接續中國傳統資源、連通中國現實經驗。我們最應關注的是對當代性的重視和對古典傳統的回歸與改造。當代性、現實主義、古典資源、人類的共同價值與先鋒精神的創造性融合，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保障。
沈杏培（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進城青年的精神危機
從上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關于“進城青年”的文學文藝作品，其摹仿的對象有一個從“邊緣人”到大城市的“新窮人”的轉變?？傮w來講，作家們都將青年的失敗作為觀察視角。但是這其中包含著許多復雜的歷史因素：80年代青年回鄉是必然的，他們所處的歷史語境與社會結構中包含的城鄉對立在阻礙青年們的自由流動。與此同時，從五四時期的“青年人崇拜”到80年代關于青年的人生意義大討論，國家與青年的關系變得緊張，青年也在遭遇自己的精神危機，到了新世紀，青年的身份發生了變化，他們進城成功后缺少消費能力，也會成為新窮人，雖然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可能一直處于城市的邊緣，遭遇的是另一種精神危機。這些文學作品為“進城青年”這個群體提供了鮮活的現實經驗，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同樣在無形中維護了固有的城鄉二元意識形態。
邵燕君（北京大學中文系）：
“鏡子”本身作為被解讀的對象
當下有這樣一個現象：嚴肅文學強調寫現實，而網絡文學卻熱衷于寫幻想?，F實主義有“鏡子說”，認為文學是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把“鏡子”拿出來加以解讀，理解“鏡子”本身，比如生產機制、文學制度等等，舉例來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就與中國的社會文化制度密切相關。因此，談文學就必須談媒介，關注文學通過什么來實現。此外還有體裁問題，比如虛構、非虛構的規定性從何而來？一般認為，基本的創作方法有兩種：幻想與寫實。前者有自己的世界觀設定，有一個復雜的公式。比如網絡文學就有類型公式，這種公式是由人的集體欲望投射、積累而成，它同樣是“真實”的，其真實性就在于人的欲望。因此幻想和寫實并不能簡單在字面上區分，它們都有可能是對現實的摹仿。
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非虛構寫作的脈絡
非虛構寫作與“摹仿”概念有著密切的聯系，事實上，“摹仿”這一概念剛好打開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虛構與非虛構、虛擬與現實等概念的界限。同時，會議的另一個關鍵詞“新世紀”同樣與非虛構寫作的概念緊密相關，因為“非虛構寫作”這一特定概念和文化現象正是在2010年前后出現的。而非虛構寫作自身的脈絡又涉及很多問題，比如非虛構寫作在美國市場的流行與傳播，與“新聞主義”的關聯，以及非虛構寫作與媒介轉變的關系。尤其是非虛構寫作與新媒體的結合，使得分化的專業重新整合起來，并展現出寫作的平民化可能。
白惠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超級英雄可否中國制造
好萊塢超級英雄片藝術形象的核心要素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的男性身體：肌肉、緊身衣、外加雙重身份。超級英雄的形象包含肉身-形象-主體三個層次，從肉身開始一步步上升，最終實現某種對民族主義主體的召喚。孫悟空的誕生當然遠早于好萊塢的超級英雄類型片，但近年來他也愈加被理解為某種“中國制造的超級英雄”，從對孫悟空肉身形象的譜系分析也能印證這個觀點。從 《鐵扇公主》（1941）、《大鬧天宮》（1961）、《金猴降妖》（1985）一直到 《大圣歸來》（2015），孫悟空的肉身形象恰好也經歷了
從少年到成年的“成熟”。四部孫悟空主題動畫電影中的孫悟空形象，在視覺造型層面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即孫悟空的身體正在發育。這集中體現在“頭身比例”上，頭的比例越來越小，身體的比例越來越大。這種“發育”是創作者有意為之，例如 《金猴降妖》 的導演在創作談中提到，經歷 《大鬧天宮》 之后，孫悟空的身體應該更魁梧，更有陽剛之氣。成熟的孫悟空也愈加接近好萊塢超級英雄片所定義的男性形象。和好萊塢比較，雖然中國電影工業背后的文化邏輯有所不同，但工業美學上卻在不斷趨近好萊塢。能否在 《大圣歸來》 的基礎上創造出既有好萊塢式的感召力又能真正代表中國形象的角色是中國電影未來需要認真處理的問題。
李軼男（北京大學中文系）：
摹仿的強度——形象、增量與中國電視劇
關于電視劇 《士兵突擊》 的討論有一個有趣的切入點：在它成為2007年的文化現象時，各大媒體、雜志的封面所選取的主人公許三多的形象出奇一致，都是一副憨厚純樸的笑容。參照奧爾巴赫關于形象的理論，這種形象的力量來自于其所包含的“必然的可能性”（即某種在現實中等待被實現的形象）、直接性和容量。其中，容量又被電視劇這一形式格外放大，并在時間上對“成長”本身進行了摹仿。對“增量敘事”及節奏的把控是其中的關鍵——如果沒有電視劇相對平緩的節奏和足夠大的容量，“成長”的過程也不會如此可感、可信。同時，《士兵突擊》的形式、內容與中國新世紀以來以“量”為主要成就的“成長”文化結合緊密，電視劇的形式最適合用于呈現一個作為中國新世紀發展縮影的“成長”形象。
傅善超（北京大學中文系）：
摹仿還是陌生化
郝景芳的小說 《北京折疊》 在2016年獲美國科幻“雨果獎”之后收到的評論和評價兩極分化、難以調和。這些評論大多數都以某種樸素摹仿論為基礎，即假定文學文本和現實應有某種對應性，并在此基礎上評價文學。事實上，樸素的摹仿論并不適用于對 《北京折疊》 的評價?？苹猛ǔＭ瑫r倚重“摹仿”和“陌生化”，而兩者則以一種“視差”的方式結合起來。對于理解其經濟背景的讀者來說，《北京折疊》 是一個以未來構想將現在陌生化的文本；對于沒有這個知識背景的讀者而言，《北京折疊》 摹仿的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結構。
　?。ū疚挠杀本┐髮W中文系2014級博士生李軼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