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對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影響

安東尼·卡蒂教授 

【編者按】 安東尼·卡蒂（Anthony Carty），著名國際法學者，現在北京大學訪學。他1947年出生于北愛爾蘭，1973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曾執教于威斯敏斯特大學、德比大學、阿伯丁大學、香港大學，研究領域為國際法理論、國際法哲學和國際法史等。卡蒂教授對于中國的南海問題有深入研究，在2023年出版的新書《南海的歷史與主權》中明確提出并嚴謹論證了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該書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和報道，CGTN、CCTV、新華社、環球時報等多家中外媒體對其進行過專訪。其他代表作還有《國際法哲學》《國際法的衰落》，主編《統治者的道德和責任》等。2024年，安東尼·卡蒂教授先后受文研院、法學院邀請，訪問北京大學。這里刊登對安東尼·卡蒂教授的訪談，主題為中華文化與西方傳統對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影響。

訪談人：吳應娟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嘉賓：安東尼·卡蒂    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學者

1. 今年上半年，您剛剛在北大文研院度過了四個月的學術訪問時光，現在又在法學院訪學，之前您已經在中國工作了很長時間。您在中國的體驗如何？

2009 年起，我在香港大學擔任包玉剛爵士公法講座教授，后來我受邀來到了北京，先后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任教。今年，我再次受邀來到中國，這次邀訪經歷對我本人來說意義非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南海的歷史與主權》一書在今年獲得了廣泛關注。這本書的問世耗費了我很大的心力，我曾經花費數月時間獨自在倫敦、巴黎和華盛頓之間輾轉查閱檔案、搜集材料，之后又花費數月完成了寫作。我認為這項工作的意義重大，我要幫助中國抵御來自西方國家的無理謾罵。總之，我在中國的體驗是非常正面的。

2. 您與雅·奈曼（Janne Nijman）教授合編了《統治者的道德和責任：作為世界秩序的正義法治原則在歐洲和中國的起源》（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Rulers：European andChinese Origins of a Rule of Lawas Justice for World Order）一書，可以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背景以及想要解決的問題嗎？

我在香港期間，閱讀了許多傳統中國經典，包括孔子、老子、荀子等思想家的著作。雖然囿于語言問題，我只能閱讀英文翻譯以及二手文獻，但我逐漸認識到，中國儒家知識分子也是在自然法基礎上討論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好人”，就沒有一個良序運行的社會，而好人就是有道德感的、遵守特定規則的人。這種“好”與“正義”的基礎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然法。后來雅·奈曼邀請我，我們一拍即合。于是我召集了一批對理查德·塔克持批判態度的學者，我們一起完成了這本書的寫作。雅·奈曼認為北方人文主義者保留了一定的社會性和道德感，因此她傾向于支持北方人文主義者，所以她很推崇格勞秀斯。在她這里，北方其實主要指的就是荷蘭，她認為格勞秀斯始終遵循著自然法，是一個“好人”。而理查德·塔克則主張，格勞秀斯講的自然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掠奪性的，其基礎是一種霍布斯式的對他人的不信任，以及一種對外國尤其是對非歐洲國家的非道德態度。作為對比，塔克試圖論述一種從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早期的自然法思想傳統，即經院哲學傳統，這種傳統保留了亞里士多德關于人類基本社會性和道德能力的概念。塔克在書中批判了格勞秀斯的掠奪性和為殖民主義辯護的行為。我個人的觀點處于塔克與奈曼之間，我認為不能將格勞秀斯與霍布斯相混同，前者比后者對于人的社會性有更多的期待，但也不可否認格勞秀斯對社會性的論述后來被用于殖民主義的目的。

其次，盡管我不會說中文，但我有兩個基本的確信。首先，我認為中國人與其他任何民族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等偉大的自然法思想家的觀點可能在某些細節上存在分歧，但絕不會真正地相互沖突，比如亞里士多德認為，為他人而犧牲是偉大的，儒家則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來，很容易在他們之間找到共同點。

第二點更為重要，也是我與雅·奈曼合作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同意格勞秀斯和文藝復興思想家的觀點，也特別認可寫作《主權的系譜》（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一書的巴特爾森（Jens Bartelson）的觀點。我認為，即便是按照 19 世紀的標準，西方國家當時對中國的所作所為也是錯誤的。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還是批判理論的當代西方觀點，都認為19世紀是有與當今時代不同標準的，西方只是在按照當時的標準歷史性地行動。而我認為，盡管現在這些標準已被摒棄，但我們必須承認，當時西方的行為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這也是這本書想要強調的。這本書的大部分工作并不是思想史，而是實證史。我們通過歷史檔案表明，當時的戰爭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等都是西方挑起的，西方的行為是不合理的、錯誤的，而中國對西方行為表現出的反抗行為是合理的。我們與一群優秀的中國學者來合作證明，無論歷史如何變遷，西方的行為在當時是錯的，現在看也依然是錯的。這也是我對自然法的態度，無論在中國還是歐洲，無論是今天還是在千年以前，自然法都應該是相同的。

3. 如何理解書名中的“作為正義的法治”（Rule of Law as Justice）？您是如何理解正義的？這與您的天主教信仰是否有關？您怎么看待霍布斯對于正義的理解？我認為您個人也汲取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在經濟秩序上尤其如此，而馬克思主義在本體論與歷史觀上又是徹底反對“存在的巨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觀念的。您如何解釋這種張力？

英國普通法的傳統觀念認為遵循先例就是正義，但這在國際關系中是行不通的。因為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是無法真正受到控制的，也沒有一個“世界國家”可以監督他們，國際關系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公共實踐，因此，如果他們不是理性的“好人”，人們就真的會陷入麻煩。我非常理想化地認為，盡管柏拉圖的“哲學王”理論在實踐中并沒能奏效，但我們仍然應該不斷地嘗試去培養有道德感的領導人，國際法律工作者和學者也應該用道德感來判斷在何種情況下，什么是合理的。在國際舞臺上，我們常?？吹轿鞣絿抑肛熤袊鵁o權主張那些其他國家明明都可以主張的權利。這是為什么呢？答案并不難找到，因為他們對中國存在政治偏見，甚至可能是種族偏見。在南海仲裁庭中，法官們分別來自法國、德國、荷蘭和波蘭，他們都來自北約國家并忠于美國。或許他們能恪守自己的職責，但正義要以看得見的形式實現。這就是我們為什么需要探討正義問題。

霍布斯認為人類幾乎是壓倒性的剝削者和自私者，無法在良好和公平判斷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法律秩序，維系一個社會的唯一方法就是強有力的、明確的規則約束；同時，霍布斯也不認為存在一個全球范圍的社會契約。對此我表示認同，盡管社會契約理論允許西方民主國家的存在，但并不存在全球性的社會契約。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試圖證明《聯合國憲章》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契約，這在一定意義上對他們是有好處的。但從歷史上看，《聯合國憲章》是大國之間的防御聯盟和安全聯盟，依賴于大國之間的相互理解，但這種相互理解是不存在的，也許有時他們也會達成一致，但這需要極大的耐心。

我認為，沒有社會本體論和人類學基礎，社會契約寸步難行。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其本質上是一種本體論思想。“命運”的概念是假定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為了完成預先賦予的任務，我們是有目的的?！叭祟惷\共同體”的提法證明，世界上的國家不是作為獨立的實體存在的，而是共同體的一部分，這個共同體有一個巨大的有機目的將各國聯系在一起，因此中國積極與“全球南方”國家開展外交。但美國人根本沒有這樣做，他們只是想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歐洲人在考慮世界其他國家時，也明確地將自己的標準強加于人。

自由主義的法律觀特別反對基于客觀的美德觀。他們認為，美德是個人主觀的問題，沒有客觀性。人們基于同意聯合起來，而唯一能確定他們所同意內容的方式就是看他們在契約里寫了什么，而不是談論人性和合理性。但這顯然完全違背了人們的實際行為方式，例如巴勒斯坦方提出，根據《國際人權公約》有關條款，明確禁止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所作所為，但顯然以色列并沒有遵守他們的承諾。從根本上說，巴勒斯坦的反對理由是基于自然法的。

至于馬克思主義與天主教信仰之間的矛盾問題，我對此沒有任何異議。不過，我想強調一下二者一致的方面。我的《國際法的衰落》一書中有一個簡單的論點，即國際法是腐朽的政治自由主義，而不是一個有效的國際法律秩序，你不能指望它能構建任何創造性或原創性的、處理任何嚴重問題的空間。對我來說，我非常認同馬克思主義有關工業資本通過資本積累變成金融資本的論述。越來越多的財富從工人和雇員的口袋里流出，流到了企業家手里，但他們無法再將這些財富投資于工業生產，因為工業生產已經達到了飽和狀態。于是他們利用對金融資本的掌握來控制新聞和媒體。因此，在我看來，公共部門必須控制進而消滅寡頭，或者將他們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中國，國家對于私人資本擁有足夠強大的控制力，在我看來，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但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的歐洲和美國，寡頭控制政治體制，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證性。我也對改變這種狀況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并不主張或實踐暴力，我看到的是一個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所以，簡單地說，新自由主義是沒有前途的。

總的來說，我不認為天主教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大的矛盾。宗教信仰與慈善、慷慨有關，通常不被認為是政治領域的一部分。在政治領域，偉大的天主教思想家，如托馬斯·阿奎那和西班牙的維托利亞借鑒了希臘哲學家的思想，但他們仍然是基于信仰的普世思想家。信仰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看起來不是經驗性的，但如果實踐起來，它也可以成為一個經驗性的命題。

4.您認為霍布斯式的理解傳統對當今的國際法有什么影響？

我認為霍布斯式的理解主導了當今的國際法。我認為沒有任何的國際法真正存在。有一個詞叫“法律戰”（lawfare）——指利用法律作為工具，對他人進行踐踏——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舨妓拐J為，不安全感是人類的基本天性，我認為，這是放棄本體論世界觀的后果。從根本上說，人類的共同未來是一種本體論觀點，即人們能夠共同合作，在其中找到共同的目標，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霍布斯認為人們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人們相互恐懼，他在國家層面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在國際層面上卻沒有解決。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來說，最需要理解和探索的是：為什么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如此恐懼？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德國和法國表現出的主要特征就是恐懼和焦慮。他們恐懼中國人將會通過 TikTok、華為手機、5G等監視自己在廚房、廁所里會做什么。因此，我們必須要思考，是什么驅使他們這樣？奧利弗·多諾萬（OliverDonovan）認為，這種焦慮的原因在于西方拒絕接受任何歷史命運的觀念，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他們非常害怕，希望能夠控制所有人。這就是為什么他們異常暴力的原因。在過去的15年里，我們經歷的大多數戰爭都是由西方人挑起的，無一例外。

5.您如何展望今后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應該包含哪些要素？

我不認為目前馬上會出現全球治理的新秩序。我認為，這個世界正處于一場異常嚴重的危機之中，距離新秩序還很遙遠。歐美對世界秩序有一種霍布斯式的理解，他們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更有活力，因此必須被摧毀。在我看來，中國正在采取一種外交上的最佳戰略，那就是不斷努力爭取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東南亞，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在日本報刊上看到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東南亞國家現在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比美國更適合作為領導者，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同時，我們現在確實需要搞清楚美國和歐洲是如何讓自己陷入如此混亂和不穩定的心理狀態的，并且清楚，西方無法改變這一狀態。在這里，我們又要回到有關正義統治者的討論之中。若觀察西方的選舉式民主，我們會發現，選舉式民主偏愛那些容易被誘惑的人，因為候選人為了贏得足夠多的選票，需要籌集大量資金來進行廣告宣傳和競選活動，傾向于迎合特定利益集團或通過短期承諾來吸引選民的支持，容易受到資本和企業利益集團的影響，所以西方的選舉式民主對領導人的經驗和道德理性缺乏考量。而中國有一些重要的人才培養制度，要求政府官員和領導者從基層做起，且需要在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間交流，以確保他們對中國的國情、基層社會和人民需求有深刻的了解，有足夠的能力管理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這是非常不同尋常的。

6. 您怎么看朝貢秩序，今日中國還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啟示么？您又如何看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這是否符合您認為的世界秩序觀念是一種德性的倫理秩序？

我認為中國非常清楚，它不能對鄰國表現出任何高人一等的態度和等級觀念。中國一直在強調，無論任何國家，他們相互之間都是平等的，他們對中國是平等的，中國對他們也是平等的。今天，我們能從朝貢體系中得到的唯一啟示應該是一種理念，即如果一個國家更強大、更富有、境遇更好，就應該幫助那些不那么強大、不那么富有、境遇不那么好的國家。

我確實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否定了民族主義霸權。它所堅持的是，人類并非簡單地行使個人自由、為所欲為，而是有著共同命運的引導。這個概念能引起我的共鳴。它是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我覺得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很荒謬，因為中國人對毀滅其他國家并不感興趣，而且他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所以他們并不需要通過毀滅他國讓自己變得更強大。但西方人始終無法理解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