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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燕園師林

        不是業師,勝似業師(上)

        期次:第1677期    作者:·寧騷   查看:126

        該文介紹了作者受益于非業師的老師,包括趙寶煦老師、張漢清、沙健孫和梁柱教授,這些老師幫助作者塑造了特殊人格和知識結構。


        1982年趙寶煦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講學

        1960年代,趙寶煦(右三)與同事們討論民族解放運動的形勢

        20 世紀 80 年代初,趙寶煦參加北大學者討論會。左起:陳志尚、趙寶煦、雷潔瓊、王鐵崖、季羨林

        結束中等教育,進北大讀本科,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很少與授課老師接觸,甚至同班主任老師也見面不多。因此,我就常常思考大學生活中怎樣向老師請益的問題。

        韓愈《師說》講:“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边@就是說,老師具有這三項基本職能。從另一方面說,凡是有這三項職能,甚至其中之一者,均可被稱作老師??鬃诱f:“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杜甫說:“轉益多師是汝師?!边@些都在告訴我們,在業師之外,還有很多別的人可以起到業師的作用。在這里,我就著重介紹一下我是怎樣受益于非業師的。可以說是這些朋友般的老師塑造了我的特殊人格和知識結構。

        1964 年 9 月,我考進了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通過校系兩級迎新會,我對今后向我傳授知識的北大師資隊伍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就北大這所名校來說,大師薈萃,燦若群星;但就國政系來說,老師大多是助教級的年輕人。校方根據各系成立的時間先后編出了排序表,國政系最年輕,序碼是18。這個系的老師與學生的年齡相差無幾,年齡最大的學生長于中年教師。因此,我常有師生難辨的感覺。

        北大國政系的教師隊伍是各系人數最少的,教工共有 30 來人:沒有正教授,副教授有2人,即系主任趙寶煦老師和副系主任張俊彥老師;講師有4人,即蕭超然、陳哲夫、張漢清、李石生 4 位老師,分任國際共運史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其余全是助教。1/5 教師是教共運史的,其余都教中共黨史(除了蕭老師,別人都教公共政治課)。教師中除了沈仁道、黃宗良等本系本科畢業生以及少數幾個北大外語系64屆畢業生外,其余都是北大歷史系本科畢業生,國政系幾乎是北大第二歷史系。趙寶煦和岳麟章老師是例外,他們畢業于西南聯大或復校后的北大政治學系。本系可稱作我的業師的有:蕭超然教了我們一學年中共黨史,高作民、李石生、顏富明三位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年國際共運史。其他任課教師分別來自歷史系、中文系、哲學系、經濟系、西語系和地質地理系。

        那時對我們來說教師只分兩類:上過課的,能叫出名字來,路遇時稱之為某某老師;沒上過課的,則視為路人。“文革”中同系的師生都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常在一起活動。久而久之,師生彼此極其熟絡。另外,誰是啥職稱也變得毫無意義。宣傳隊則要求大家彼此以“同志”相稱,師生界限就幾近泯滅了。

        “文革”結束后,教學、科研秩序逐漸恢復正常。我迫切地感覺到,專業和課程體系的構建,科研活動的有效開展,都離不開虛心地、主動地學習非業師各自特有的套路?,F在做一回顧,可以肯定地說,我受益于非業師的東西遠遠多于受益于業師者。現在,我就概略地談一談是從哪些非業師處悟道、受業、解惑的。

        一、相處相知的趙寶煦老師

        趙老師是我一入學就直接認識的第一位北大副教授。我對他充滿敬意,不僅因為他是國政系最有學問、職務和職稱最高的老師,更是因為他具有堅韌的精神,謙遜和藹,從不擺出高傲派頭。曾和趙老師一起去北京郊區參加政治運動的 1963 級學生,大多始終稱他為“寶煦同志”。

        趙老師始終保留著某種童真。他像孩子一樣喜歡做壽,幾乎每到生日都邀別人或應別人邀請為自己慶生:買一些時鮮菜蔬炒幾個下酒菜,幾個老朋友或臨時湊在一起的人,喝得面紅耳赤。“文革”結束后,趙老師的警惕心態大為放松。他七十大壽時,我應邀參加他的祝壽宴。負責籌備工作的是趙老師的一個碩士研究生,他當時已辦了一個小公司,掙了點錢,所以有能力籌辦。宴席在頤和園聽鸝館舉行。趙老師邀了30多人參加,我大都不認識。說起來我有點對不起趙老師,至少有兩點顯得我很不懂事:第一,我當時經濟上實在太拮據,只送了幾瓶孔府宴酒向他致賀;第二,我時任系主任,理應代表全系師生向他致賀。然而,由于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參加這樣規模的宴會,對于宴會上應做何表示完全沒有經驗,所以該說的話都沒說出口。好在趙老師倒沒怪罪我。

        我和趙老師有兩次重要的學術合作:第一次是 1980 年代中期的國家“五年規劃”中,社會科學規劃有一項“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項目,趙老師是該項目的主持人。他把我和王緝思叫到他在中關園新分的樓房的家中(小三居,90 多平米),告訴我們這個規劃項目的要求以及政府資助;然后說這個項目實際上是給我們系和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者的。他說,“我認為咱們系你們兩個適合參加這項研究,所以今天請你們來一起商量項目的執行。”王輯思是國政系1977級本科畢業生,接著又讀了趙老師的碩士生,而且已經去西方國家訪學過。趙老師要我負責項目經費報銷。至于項目怎樣展開研究,他明確以后打電話告訴緝思,再由緝思呼我具體落實。那時,趙老師家和緝思家(與其父王力同住一處)都已安裝座機,我仍靠打傳呼:有人給我打電話,接話人是小區四棟樓共用的那部座機的值班老太太;她走到我住的那棟樓的樓下,連呼三聲,路過的人也幫她喊。如果我應聲下樓去接電話,這樣就聯系上了;如樓上無人應,老太太就回去告訴對方家中無人。

        我在大學讀書時沒有上過國際關系歷史與理論方面的課程?,F在接了趙老師的任務,不敢怠慢,立即把手頭的活全停下來。吃早飯時準備一些干糧(無非是饅頭、包子之類),一大早就鉆進北大圖書館找這方面的書看。進圖書館藏書室看書與在讀者臺上借書,感覺大不一樣:藏書室除了一眼看不到頭、密密層層地碼著各類圖書的一排排兩米來高的書架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教師閱覽室,那里四周擺放著一些約 1.5 米高的寬體書架,展示著一部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和中文等大型工具書,查閱資料十分方便。我常去北大圖書館藏書室的那幾年,經??吹皆谀抢镎屹Y料的前輩教授,如周一良、李賦寧等。有一次,我還向周先生請教了關于如何研究世界史的一些問題。

        經過兩三個月的資料搜集,特別是通讀摘錄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學派鼻祖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臺北出版)、中國近代國際關系史學者近期召開的全國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集》,反復閱讀了亞非萬隆會議的重要文件,這才動筆寫出了《論均勢原則》(上、下篇)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上。論文在學術界獲得很好的評價,有關方面還以此邀請我參加了在香港舉辦的“中美關系學術研討會”。這樣,我也就完成了趙老師交辦的任務。

        我和趙老師的第二次合作是本世紀初出版的一套“21世紀高校經典教材譯叢·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華夏出版社編輯、我的大學同學趙潔平建議由趙老師任主編、我任副主編編選這套叢書,由華夏出版。我建議她將徐湘林也列為副主編,以協助趙老師工作。她接受了。她希望我能承擔這套叢書中兩部著作的校對或翻譯工作:其一是《公共政策規劃與研究的初步方法》,其同班同學孫蘭芝已譯出 1/3,希望找一個英語更好的合作者;其二是《政治科學》,完全由我決定找誰來譯。我接受了這項任務:讓胡啟生作為孫蘭芝的合作者,由我校對;讓林震找幾個同學翻譯《政治科學》。我給這兩部著作都寫了《譯者序》?!蹲g叢》其余著作的譯者都由趙老師和徐湘林決定。我承擔的兩部著作于2002年12月由華夏出版社出版。這套叢書在學界和教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被多家出版社翻印。

        趙老師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加入中共,參加了聞一多教授發起的反蔣斗爭。趙老師常同我聊起他與聞一多的交往,以及幾位政治學教授的軼事,如:王鐵崖(講授國際關系)、周邦彥(講授政治學理論)、龔祥端(講授行政學)年齡相近,都在英國名校獲政治學博士學位,能說一口純正的英式英語,有一副英國貴族派頭。因此,三人被叫作“三劍客”。趙老師對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錢端升、吳恩裕(講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很敬重。他給吳當過助教,解放后仍執弟子禮甚殷。錢是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改革開放初期美國知名華人教授鄒讜回北大訪學,他聲稱是錢的研究生,并與趙老師一起在北大辦公樓一層會議室給錢舉辦了隆重的80歲壽誕典禮。我也有幸獲邀參加了祝壽會。

        趙老師為人高風亮節,對我們學生輩關懷備至。他溫文爾雅,一派君子風度。同時,趙老師韌性很強,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懂得在逆境下怎樣生存。在“文革”中,他只檢討自己但從不揭發他人,能坦然受辱而不作無謂的反抗。那時,有一部講述“白卷英雄”張鐵生的故事片,找一些高校教授扮演只懂“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形象的群眾演員。影片放映時,我們看到趙老師居然也是這些“演員”中的一個??梢钥隙ǎ趦刃纳钐幨峭耆徽J同這樣的角色的。

        中國政治學的恢復重建,趙老師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政治學教科書,由趙寶煦、張宏生(時任北大法律系副系主任)、駱靜蘭(時任商務印書館副總編、吳恩裕的夫人)主編,各章編寫者為王忠林、梁守德、李景鵬等老師和趙老師指導的幾名研究生。全書以鄧初民于1932年出版的《政治學》為框架。這本教材在中國政治學復建時起到了引領作用。

        在對外開放初期,政治學各學科是非常封閉的。記得趙老師請來的香港大學政治學助教梁君國在與我所在的國政系民族解放運動教研室的教師進行學術座談時,介紹了“依附論”,我們都覺得很新鮮。我參加的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起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反種族主義學術研討會,中國學者全都不知道外國學者在會議發言中頻頻提到的馬克斯·韋伯是何人。北大校方安排我在未名湖臨湖軒參加美國訪華團的接待工作,對于美方學者遞給我的名片我不知其用意所在,接待結束時把名片全都一一歸還。

        趙老師是最早走出國門,與外國政治學者進行面對面交流的中國政治學者。他也是最早請進外國政治學者,在北大課堂上介紹西方政治學的人。

        趙老師聯系請進北大講學的外國政治學者中,第一人是美籍華人鄒讜。第二人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孫子于子喬,他在美國西北大學研究比較政治,重點研究非洲政治。第三個是薛君度,他聲稱自己是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黃興的女婿。他在作報告時開口閉口炫耀自己是美國人,而且總是吹噓他與哪些美國名人有交往,卻閉口不談他在什么研究領域有所造詣。

        這些學者中,對中國政治學科的復建影響最大的是鄒讜。我記得有一天趙老師請了首都思想界有影響力的 20 來名學者,在北大臨湖軒開學術研討會,請鄒讜闡釋他提出的、據說對當代中國政治最有解釋力的一個概念“全能主義”。鄒教授認為在西方政治學中風行一時的“極權主義”概念并不能解釋中國政治。他把中國政治結構的實際特征概括為全能主義政治,即“政治權力可以侵入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個人生活的諸多方面,在原則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保ㄠu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頁)也就是說,我們黨的權力和政府的行政權力是合一的,通過意識形態、組織結構和干部隊伍,黨實現其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滲透和整合。這種全能主義政治是為了解決中國建國前后面臨的全面危機,進行全面的最大限度的社會動員的必然產物,也是當時中國社會不能自發、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無法排除“外部性”,難以有效地進行基本建設的必然要求。全能主義政治對社會進行滲透和整合的工具就是單位。國家通過單位制實現社會控制與資源分配的前提是國家對財產權和統治權的合一。關于單位制的界定很多,概括而言:“大多數社會成員被組織到一個個具體的‘單位組織’中,由這種單位組織給予他們社會行為的權利、身份和合法性,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控制他們的行為。單位組織依賴于國家(政府),個人依賴于單位組織。同時,國家有賴于這些單位組織控制和整合社會。由于單位組織所據有的資源和各種可供自己支配的機會和利益來自于政府,屬于公有制或國有制,因而他們必然要受到政府或國家的直接支配。單位組織在社會中承擔著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功能。從本質上說,單位組織是國家分配社會資源和實現社會控制的形式?!保ɡ盥仿罚顫h林:《中國的單位組織——資源、權力與交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 頁)與會的學者大都對這一概念表示質疑或予以明確反駁。我只是感覺這一概念很新鮮,但不知道怎樣發表自己的見解。后來,這一概念一度風行于中國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界。

        趙老師多才多藝。他擅長寫雜文,篇幅不長,文筆清新,常講的道理是“和而不同”。他的文史知識很豐富。我30多歲時與他是隔壁鄰居,常在上班路上與他不期而遇。一天走在博雅塔西側的路上,趙老師騎車和我路遇時,跳下車問我:“你給女兒取名寧馨,是嗎?”我驚訝不已,回答說“是”。他說:“我對這個名字做了點考證,寫了篇短文給你看?!蔽液芨吲d,與他約好下班后在我家樓下等他送給我。很快我就拿到了他的作品。他的字寫得很好看,考證的那些話令我耳目一新。我一直珍藏著。到我女兒結婚時,我囑咐女兒和女婿帶著喜糖與喜酒到趙老師家感謝他的關愛。趙老師囑咐他倆把那篇考證帶給他,以便他新抄一遍并裱糊好。他倆照辦了。不久,趙老師讓他倆將裱好的那件連同原件一并取回。我們全家對趙老師的關愛都十分感謝。

        如今,距離趙老師在北京大學東大地 6 公寓為我寫《寧馨考》一文已過去50 年了,至今想來不禁唏噓,特抄錄此文于下(文中“寧臊”是我那時的名字)。

         

        寧馨考

        寧臊生女,取名寧馨。父女兩代,新舊社會不同;一臊一馨,隱示憶苦思甜。階級教育,發人深省,此命名之寓意也。然則若徑名“寧香”,豈不通俗易懂?胡為乎擇此冷僻難書之“馨”字耶?蓋寧臊頗讀書,固知舊書中往往稱佳兒為“寧馨兒”,以之命名,亦寓“佳兒”之意也。

        然則“寧馨”本意,究竟云何?“佳兒”之解,是耶非耶?忙里偷閑,為之一考。

        寧馨,猶云“如此”也。

        劉禹錫《贈日本僧智藏》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得寧馨”,猶云“得如此”也。

        蘇軾《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詩:“六朝興廢馀丘壟,空使奸雄笑寧馨?!薄靶庈啊?,笑其不過如此耳。

        《桑榆雜錄》:“寧,猶言如此;馨,語助也”。

        《晉書·王衍傳》:“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意為“生如此之兒”也。

        寧馨、爾馨、如馨三辭義同。寧、爾、如三字古音相近,義相通。

        《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語林》:“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

        《世說新語·文學篇》:“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南史·宋前廢帝本紀》:“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笈?,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蓋晉宋時俚語,意為“那得生如此之兒”也。

        《容齋隨筆》:“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袼煲浴瓕庈皟簽榧褍?殊不然也?!瓌⒄骈L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种^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斗戰求勝?!鯇c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两駞侵腥苏Z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

        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九日

         

        趙老師有文人的情趣,更有學術的使命。他對北大國政和政治學兩系的學科建設,以及數個學科碩士點、博士點的設立與招生,都有頭等的功勞,為兩系培養了為數眾多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北大政治學系恢復重建,趙老師為新系的孕育和設置提供了寶貴的指導,雖然他始終沒有從國政系過戶到新系來。

        二、對我的學術研究有重要影響的張漢清、沙健孫和梁柱教授

        張漢清教授是我最敬重的一位老師。我不曾直接受業于他,因此不敢自稱入室弟子。然而,張老師是我的人生導師。在我對自己人生節點的規劃上,他給我提供了關鍵的指導。我1980年代后期一度有過棄學從政的念頭。張老師得知后對我說:“北大辦得好不好,國際政治系辦得好不好,最重要的就看是不是有一批真正有貢獻的學問家成長起來。我看你是有希望成為有出息的學問家的?!彼倪@番話使我認識到教書、做學問自有其人生和社會價值。他一直在關注著我的成長。到 1992 年秋天,他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委員的身份,鼓勵我申報博士生指導教師的資格。張老師言必有信。經過申請和審議,1993 年我被批準成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遴選的第五批博導之一。

        我曾多次與張老師單獨相處,聽他回顧了顛沛流離的中學時代。他是山西人,在北京上學。日本軍隊占領北京后,他就隨學校內遷。經河北、河南到安徽亳州,然后向西步行到京廣線上的小城漯河,再步行到洛陽。好不容易乘上隴海線火車,經西安抵達甘肅天水。抗戰結束時,他臨近高中畢業,在那里考上了已經遷回北京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不久便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剛組建的大政治課聯共黨史教研室當老師。他對解放戰爭時期的北大師生參與的愛國運動很是了解,常與我閑聊那時北大民主教授的軼事。他使我對校史有了許多鮮活而有厚度的認識。

        沙健孫老師畢業于北大歷史系。他是全國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從北大副校長任上晉升為中央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著作等身。他長期執教于北大政治系和國際政治系。在反對 1958 年“大躍進”中的浮夸風里受到錯誤打擊,被貶為資料員?!拔母铩敝斜灰慌杉t衛兵夜間抄家,要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捉起來。他不得不躲進另一派紅衛兵控制的大樓里尋求保護。我受命為他寫廣播稿辯護。從與他的數次訪談中,我對他的家庭和個人經歷有了具體的了解:他出身于真正的書香世家,父親沙蕾,繼母陳敬容都是有名的詩人。沙老師本人十幾歲就參加革命。他文思敏捷,散文和論文都寫得很好。加給他的罪名是“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文章”。所謂“黑文章”,指的是“文革”前他在由趙老師提議和組織、由岳麟章老師刻蠟版、印制成的內部刊物上登的那些雜文。沙老師是個快手,刊載的文章最多。雜文都是轉著彎子說話,因此易受攻擊,但也易受到辯護。我沒怎么費力就寫了幾篇稿子,播出后效果不錯。宣傳隊進駐北大后,沙老師立刻獲得解放,從此他就可以正常上課了。

        沙老師講課效果極好。常不帶講義,只拿巴掌大一塊紙,上面寫幾行小字,能神色飛揚地講三四個小時,文不加點,口若懸河,使聽眾如癡如醉。他成了主管文科的北大副校長以后,有一個周末騎著自行車在圓明園廢墟(當時屬圓明園生產大隊)上散心,與我一家相遇。我和妻子在與他聊天中談到了職稱評定中的嚴重問題:我已任教 13 年,年已 40,論文已發表十五六篇,還發表了譯文 8 萬多字,著作一本,竟然還是助教,下一步只能申請評講師。他說:“你明天就把這些成果送到校長辦公室,我再調查一下其他文科系的情況?!钡诙欤移拮訉⑾匆掳褰壴谧孕熊嚭笞?,把我的全部成果都堆放在上面,用一根長長的麻繩捆縛牢固,然后騎車送到了辦公樓校長辦。沙老師翻閱這些成果后,又調查了文科各系的情況,然后向中組部知識分子局做了反映。不久,中組部要北大黨委派車把包括我在內的十多名青年教師送到知識分子局開座談會。那時,李銳任中組部副部長兼知識分子局局長。我們到達后,他簡單地談了一下開會的宗旨,然后退場,讓一個副局長主持會議。我們說已畢業十多年,現在仍是助教,可否加快評職稱的速度,盡快解決講師職稱,甚至可考慮破格提拔一些人為副教授。知識分子局認為我們講得很有道理。第二天我們就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刊登的一篇主題為“讓青年才俊破土而出”的評論,該文對我們給予很大的鼓勵和支持。一年后,北大評職稱,青年教師普遍晉升為講師。我和歷史、中文系共5名青年教師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

        沙老師的職務晉升以后,仍常參加北大的一些學術活動。北大建立跨學科的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每次規模較大的學術研討會沙老師幾乎都會趕來參加。他也銘記著我在他受難時對他的訪談和為他申辯的那些廣播稿。一次中心的研討會安排大家吃午飯時,他站起來動情地說:“寧騷是我的恩人。他在我孤立無助的情況下為我公開辯護?!睂Υ?,我很受感動。

        梁柱老師與我是在宣傳隊領導時期實行師生混編時相識相知的。那是在1969年10月,我們在“一號令”下達之后被集體撤到平谷縣城向東約 20 里地遠的毗鄰金海湖的韓莊,分住在社員家里。時值中秋,晚上我們常一起倚臥在打谷場莊稼垛邊,望著夜空的星星發呆。我有時問他人生的幸福是什么?他說自己的女兒很聰明,他要把女兒培養成有大本領的人。這就是人生幸福。他見我傻傻地望著他,說:“你現在還沒結婚,還搞不懂這番話的含義?!彼f等我畢業留校后,要找幾個女孩子給我看,還告訴我:“如果你能看上一個,過幾年結了婚,有了家庭和孩子,就搞懂了。”我畢業后,他果然踐行諾言,但不是我看不上對方,就是對方看不上我,終未找到對象。

        梁老師始終關心著我在教學、科研方面的進步。我最初走上講臺的時候,講課時心中發慌,有點語無倫次,板書還出現錯字。梁老師幾次到場聽課,幫我穩住陣腳。在他任學校領導時,大力推薦我擔任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數次當面指導我如何做好行政工作。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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