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增值稅稅制改革 推動高質量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是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理論上，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源于兩個渠道——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和創新驅動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完善增值稅留抵稅額退稅制度是中國新一輪財稅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表面上，留抵退稅為市場主體釋放充足的流動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深層次地看，完善留抵退稅制度是從三個維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服務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一是降低政策扭曲，改進資源配置效率；二是深化企業分工，推動產業鏈優化升級；三是促進要素在企業內部和企業間流動，調節要素收入份額。

“營改增”后我國留抵稅額呈現出迅速上升趨勢，特別是服務業企業留抵稅額普遍性迅速上升。用期末存在留抵的企業數占比衡量留抵普遍性，相較于2012年“營改增”前，2016年“營改增”全面推開后留抵普遍性平均從20%上升至25%。分行業來看，消費型服務業留抵普遍性上升最為明顯，從 4%上升至 25%，提高了 21 個百分點；制造業和生產型服務業留抵普遍性則分別提高了5個和6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投資是形成留抵稅額的重要原因，投資率每上升一單位導致留抵稅額變化率上升11.3%-19.6%。而且留抵稅額具有很強的持續性，扭曲一旦形成便會長期存在，我國企業期初留抵率與期末留抵率的相關性達到 0.96。從行業對比來看，服務業比制造業面臨的留抵扭曲更嚴重。服務業（制造業）留抵扭曲對行業資本配置效率損失的貢獻率約為 19%-34%（14%-23%），導致行業層面全要素生產率降低了13-43（8-10）個百分點。以資本平均產出方差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損失程度，消除增值稅留抵扭曲估計可以降低宏觀層面資本平均產出方差 0.49-0.61，提高總量經濟全要素生產率14-18個百分點。

增值稅是與產業鏈、企業分工聯系緊密的稅種。要著力推動產業鏈優化升級，必然需要推動增值稅制度的優化完善。完善的增值稅制度能夠適應廣泛的社會化分工和企業的專業化協作，但當增值稅中性被打破時，企業的生產決策可能因稅收而產生扭曲，從而產生資源錯配。由于留抵稅額導致購進中間品的隱性交易成本增加，企業傾向于提升縱向一體化的水平，將原屬于外部的交易環節納入企業內部，從而降低了分工專業化水平和效率。2019年留抵退稅實踐使得企業留抵率下降約 3個百分點。交易成本降低使得企業外購支出平均上升約 4 個百分點，管理費用平均下降約 2.28%。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對企業產生了擴張效應，企業總資本增長率提升約 2.07%。與之對應的是，由于企業自產中間品的規模相對下降，對生產性要素的需求也因此下降，表現為企業的固定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和電力消耗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提升了企業單位投入的產出水平。

增值稅留抵退稅是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同時也對要素分配結構產生重要影響。留抵退稅降低了資本成本、促進企業投資，同時改善了資本在企業和地區間的配置效率。資本成本的降低會通過資本勞動替代關系影響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進而在企業內部提高勞動收入份額。而資本在企業和地區間的重新配置又會改變企業市場份額的分配格局，進而通過再配置效應影響加總勞動收入份額。

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和保證財政資金運行安全，我國前期的留抵退稅政策具有逆經濟周期調節和漸進式改革的特點，留抵退稅制度的改革仍處于起步階段。未來應當重點規范和清理前期的階段性留抵退稅政策文件，建立常態化的留抵退稅制度。一是留抵退稅制度要與增值稅簡并稅檔改革相統一，從制度源頭上減少增值稅留抵的發生；二是加大政策宣傳力度，簡化審批流程，降低企業獲得留抵退稅的政策門檻；三是不斷優化留抵退稅機制，加大征管力度，防范企業利用留抵退稅騙稅漏稅的行為。

留抵退稅對不同特征、不同行業和地區的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效果存在差異。一方面，政策效果的差異性可能與留抵稅額形成的機制以及留抵稅額在行業和地區的分布情況有關。另一方面，企業內部的財務狀況與外部的營商環境也會影響企業的研發創新決策。小微企業面臨更大的融資約束，因此獲得留抵退稅的小企業研發創新激勵可能不足。西部地區在營商環境和稅務處理效率上可能相對落后，企業獲得留抵退稅可能缺乏時效性，不利于企業及時紓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應當打好宏觀政策和改革創新的組合拳，注重發揮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同作用，切實為現金流出現困難的企業減負紓困，著力改善企業的營商環境，充分釋放微觀企業活力。

留抵退稅除了通過改善企業現金流，促進企業研發來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外，還促進企業間商品與服務貿易往來，通過知識擴散效應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此外，留抵退稅還有利于行業的資源配置效率改進，尤其是下游行業和資本密集行業的資源配置效率改進效果更明顯。未來應當進一步完善進項稅額抵扣流程，暢通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同時加快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盡可能消除現存的阻礙國內商品和服務流通的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努力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助力高質量發展。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系長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