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業師，勝似業師（下）

1980年3月20日趙寶煦（左二）、雷潔瓊（左三）在北大國政系討論工作

羅榮渠先生（左三）與他的學生們

三、特殊時期相識的雷潔瓊先生與陳翰笙先生

“文革”中后期，北京一些遷往外地“五七干?！钡母咝＝處?，一批一批回到北京。其中一些高校已解散，政府就找北京的其他高校接納其教師。北大各系中，國際政治系最為胸懷博大。它張開雙臂，接納了除北大外其他高校的40多名教師來到這個新家。其中有中國人民大學30多人（高放、徐大同、戴卓等）、北京外交學院10多人（魯毅、孫承谷、潘蓓英等），以及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2 人（嚴景耀、雷潔瓊夫婦）。改革開放后，“文革”中被解散的北京高校大多又在北京復辦。人大、北京外交學院的教師幾乎全部回了自己的學校。雷潔瓊教授堅持認為北大就是她的母校（她從1931年留學歸來開始于燕京大學執教，1952年院系調整時和北大政治學系教授錢端升按中央命令負責籌辦北京政法學院，錢任院長、雷任教務長。雷的丈夫嚴景耀先生也是知名的社會學家。來國政系后嚴先生在國際關系教研室工作，于1976年病逝），就繼續留在了國政系。后來，她和費孝通教授一起對北大社會學系的復建做出了重要貢獻。

雷潔瓊教授在國際政治系被分編在民族解放運動教研室。我時任教研室黨支部書記，和教研室主任梁守德一起時常關心她的生活與工作，逢年過節還常到城里她的家中探望。那時他們夫婦都已60多歲，通常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她英文極好，教研室請她譯一本有關坦桑尼亞的英語專著，她譯了幾章拿給我們看，我們卻很難看懂。似乎她的現代漢語表達水平不是很高，她對政治學基本知識也缺乏掌握。雷先生人品很好，寬和待人，說話嗓門很高卻不嚴厲。周總理夫婦一直對她很尊重，她也是鄧大姐的好朋友。在交往中，先生那種堅韌不拔、鎮靜自信、博愛悲憫的品格使我深受感染。

陳翰笙是五四運動時期北大政治系最年輕的教授，講授“歐美通史”“歐洲中古及現代史”等課程。他 1897 年出生于江蘇無錫，在美國留學時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旋赴德國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1924 年被聘為北大政治學系教授。1926年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歷史學、農村經濟調查方面有重要學術貢獻：在 20 世紀 30 年代著有印度經濟史方面的專著；改革開放后主持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1929 年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學組主任期間，組織大批有志青年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調查。1933年他參與建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擔任會長，并創辦《中國農村》月刊，刊登大量調查報告和論文，申論農村問題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論證了封建制度改革的必要性。20 世紀 30 年代共產國際派遣佐爾格在上海組建并領導情報機構，陳翰笙參與其中，并負責與宋慶齡聯系。

解放后陳翰笙曾被聘為外交部顧問。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建立后，他在該所培養研究生。趙寶煦老師聘請他任北大國際政治系兼職教授。本系碩士生曾萌華選了非洲政治方面的論文題目，由翰老指導。1983 年夏季的一天，張漢清老師找我，說曾萌華反映翰老因失明多年，不太清楚她論文中要寫的尼日利亞的相關情況，怎么指導她寫論文？張老師說他和趙老師商量后，決定派我去協助翰老指導。那時我的職稱是助教，沒有資格單獨指導碩士論文。但是我接受了系領導派的這個活。

在和曾萌華交談以后，一天我如約來到了木樨地翰老的家中——一座新蓋起來的大樓里約 180 平方米的大單元。那時翰老已86歲，大概早已失明，但聽力很好，由他的一個親戚照顧日常生活。他坐在大廳的一個書案后面聽我介紹尼日利亞的基本情況，尤其是獨立以來接連發生軍事政變的情況，這些引起他很大興趣。他深愛北大，對北大的感情很真摯。這以后我又去過翰老的家幾次，有一次遇見世界史所的研究員在聆聽他的指導。曾萌華的論文基本上由我指導完成，論文頗獲好評，她畢業不久該文就在《西亞·非洲》雜志上發表。在與翰老的交談中，他那種誨人不倦、不講假話、永遠追求真理的精神對我有極大的感染，他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對我有強大的吸引力。

四、從厲以寧教授、羅榮渠教授那里受到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啟迪

改革開放推動一些學者從新的視角、在新的議題上做研究，他們紛紛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學者。在北大，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和世界史學者羅榮渠教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厲以寧教授是 1950 年代在北大政治經濟學系讀本科并留系任教的。他和另一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是中學同班同學。厲老師長期從事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我第一次聽厲老師做經濟學研究報告，是“文革”后期他和政治經濟學系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研室的另一位老師合作，在北大第一教學樓的一間教室里召開的一次科研成果報告會，內容好像是兩位老師對“英國病”的剖析。改革開放后，厲老師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提過很多建議，其中關于中國股份制改革的建議影響甚大（他因此被人稱作“厲股份”）。1990年他的這一建議受到學界一些人的批評，他感受到了某種壓力。

在我與厲老師都參加的一次校方召開的會議上，我大著膽子為我系教授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辯護，我認為不應當把學術觀點盲目地上升為政治問題。那時我從美國訪學回來不到半年，正擔任著副系主任，對國內學術界的氣氛尚無親身感受，所以敢于批評一些過頭做法，沒想到這番話卻被厲老師聽出了另一番含義。中午吃飯時，他從另一飯桌旁專門走到我面前敬酒，一個勁地說：“講得好！”其實此前我從未和厲老師有過直接交談。事后，校方有人對我說，看來老厲從你這里找到了“知音”。

從1995年開始，我先后被任命為校學術與學位委員會委員、校社科部學術與學位委員會委員，而厲老師則是所有這些委員會的負責人或主任。因此，我和厲老師每個學期都會有多個在一起共事、做研討的機會。我小厲老師11歲，學術水平和社會資歷同他都不在一個層次上。然而，厲老師一向對我很尊重，有很多次打電話到我家和我專門討論在社會科學部學術與學位委員會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他還曾寫詩贈予我。他學識淵博、睿智過人，常能把深奧的理論問題講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記得一次在光華管理學院厲老師的辦公室里與他閑聊，我談起社會上現在有不少人對我國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的情況頗不放心。厲老師便以講故事的方式說透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體制轉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一個漁人老是把捉到的同一種魚放進同一個器皿里，結果回家一看，魚都死掉了。后來，他把捉來的各色各樣的魚都放進同一個器皿里，結果這些魚都活起來了。原因何在？因為各種不同的魚互相追打，撕來咬去，這樣就激發了活力。經濟也是一樣，如果不同的經濟成分相互博弈，市場就活了，經濟活力也就迸發出來了。民營企業發展起來，就會逼著公營企業改革，這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幾十年過去了，每憶及與厲老師的這次聊天，我都會不由自主地笑出聲來。

羅榮渠是北大歷史系世界歷史研究專業的老師，他是改革開放后最早到美國的大學訪學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領域是拉美史，然而他訪學的重點卻調整為“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通過研究西方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現代化理論，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從世界歷史的現代化進程視角研究唯物史觀，提出“一元多線歷史發展宏觀架構”設想的學者。199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書，其中對這一設想做了展開論述。羅老師的這一研究成果為他在史學與社會科學界贏得了大名聲。他進而做出了主編一套《世界現代化研究叢書》的宏偉規劃。他注意到了我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大概也是因為《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在同一期同一頁對我們兩個的介紹，于是約我到他在中關園新建樓房中的家里，暢談了這一規劃，邀我參加這套叢書的寫作工作。由于這套叢書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套研究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的比較研究論著，在我國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我欣然應允。孰料羅老師一天夜間突發心臟病仙逝了，令人不勝唏噓。

五、向非洲史和外國民族研究的專家們學習專業研究的本領

我雖然大學本科攻讀的專業重點是亞非民族解放運動，但實際上并沒有受業于研究非洲或外國民族的學者?！墩撜Z·述而篇》說：“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句話成為我治學的座右銘。在非洲史的研究方面，北大歷史系陸庭恩老師和華東師大歷史系艾周昌老師的治學經驗都使我獲益良多。

我認識陸老師是在中國非洲史研究會成立之后，他雖是副會長，但卻幾乎承擔了研究會全部會務的領導工作。再加上后來他被任命為北大亞非研究所所長，所以我就有機會經常與他來往。他接任非洲史研究會第二任會長不久，又安排我做研究會副秘書長、副會長。他善于團結人，我國各院校從事非洲問題研究的學者都匯集在他的周圍，非洲研究一派繁榮。北大亞非所的非洲研究中心也成為中國非洲研究的重鎮。陸老師在外交部、中聯部、教育部、社科院世界史所和西亞非洲研究所都廣有聯系。他曾帶我到外交部面見副部長宮達非同志，我們一起探討了有關我國非洲研究的許多重大而具體的問題，這對推進我國的非洲研究大有助益。不幸的是，正當陸老師雄心勃勃地全力開展非洲歷史和政治思潮（如民族主義）研究時，他卻突發疾病，至今未能完全康復，無法再回到他鐘情的研究領域。

艾周昌老師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就開始研究亞非史，是這個領域的開拓者之一。80年代他與北大陸庭恩教授合作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非洲通史》的編寫，由艾周昌主編近代史部分，陸庭恩主編現代史部分，古代史部分由我和何芳川主編。而我的職稱當時只是助教，由此可見他是怎樣敢于啟用年輕人的。艾老師培養出了幾個很有學術成就的非洲學研究者。

在世界民族研究方面，使我受益最多的是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的三位老師：第一個是葛公尚，我在前面對他已有介紹。然后是李毅夫老師，他是研究室的頂梁柱，翻譯和編寫了一大批關于世界民族的著作和資料叢書，為我國的世界民族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還是中國世界民族學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李老師淡泊名利，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交好，在世界民族研究者中是有口皆碑的大好人。他熱心地獎掖后學，為我的專著《民族與國家》寫了一篇非常中肯的書評。他幾次誠懇地對我說，他有一筆稿費積攢了下來，若我有需要可隨時出借。我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常去他家或單位請教，但自那時以后因雜務纏身和專業調整就沒有再去了。每憶及此，常感歉疚。

最后談一談阮西湖老師。他曾留學蘇聯，同樣是中國社科院世界民族研究室和中國世界民族學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他有很強的人際交往能力，推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 1986 年在北京召開了世界反種族隔離大會。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術界最早參與舉辦的民族種族問題國際學術會議，對拓寬我們的視野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能夠長期擔任中國世界民族學會副會長，以及《世界民族》雜志編委、顧問，與李、阮、葛的力薦不無關系。

在這里，我要順便談一談我認識的牙含章先生。牙含章是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長。他的名著是研究西藏達賴喇嘛制度的一本書，而且他對西藏的和平解放有突出貢獻。1981年秋天，民族所阮西湖、李毅夫、葛公尚等籌備成立中國世界民族研究會（后改為“中國世界民族學會”），邀我加入會務組，負責會議發言的記錄和整理工作。會議結束時，阮西湖等領導囑我把發言記錄整理成一篇1萬字左右學理性較強的會議紀要，并在《民族研究》雜志上發表。但是，當我把文章寫好時，編輯部主任卻因所內矛盾表示不予采用。我很生氣，阮西湖、李毅夫等建議我向牙所長做一反映，并向我提供了牙所長城里的住所地址。我找上門時，牙所長讓我進了他家大廳坐下。我記得房子很寬敞，近 200 平方米。他顯得寬厚、慈祥，耐心地聽了我的傾訴，最后建議我做點調整，發表在內部刊物《民族研究通訊》上。我將牙所長的建議給阮、李做了匯報，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適當的處理辦法。一個多月以后，文章果然發表在《通訊》上。

六、使我終身受益的一面之師任繼愈教授

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出生證”即毛主席批示的那份關于加強國際問題研究的文件上，批示的內容是應如何重視對外國宗教問題的研究，特別說到像任繼愈以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宗教史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那時任繼愈教授執教于北大哲學系，曾任校社科處處長。毛主席的批示激發了我的學術興趣，我通讀了任繼愈教授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論文集以及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受益良多，然而沒有機會見他一面。

“文革”中搞了個“批孔”運動，那時任先生已調離北大。在運動的發動階段，有關部門安排任先生在中山公園的音樂廳做一場“批孔”報告。我趕去聽了，見到了心慕已久的任先生。他對孔子哲學有深入研究。他的報告是一個學術報告，幾乎完全不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在那以后，我常關注任先生的學術活動。他去世之后，我在《南方周末》上讀到他指導的一個博士生寫的回憶文章，其中特別談到任先生是個極有學術品德的人，不會受某種政治傾向的影響而扭曲自己的學術認識。他從不因毛主席的表揚而傲視于人，甚至毛主席與他談話的內容，直到他晚年才向學界公開。我由此認識到，一個能做出真學問、大學問的學者，自有其高尚的學術風格與追求，不會因小有所得而沾沾自喜。

在與老師們（包括業師與非業師）的交往中，我逐漸悟出了為師之道，即師道，概括地說就是“傳道，授業，解惑，互敬互愛，互幫互學?！边@種師道既體現了教學和治學的內在規律，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對于后來者而言，繼承和弘揚這一師道對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