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石器時代文化何以交融？

2024年李鋒團隊在蒙古東南部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

金斯太細石葉文物

陽光灑在水面上，涼風輕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鋒研究員和他的團隊正聚精會神地研究甘肅武威市一處新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他們腳下是河流礫石和散落的土塊，沉淀著數萬年前的故事。用鏟子輕輕刮開地層，一片片嵌入土中的石器碎片逐漸顯露，令李鋒一陣激動。然而，這些石器屬于石片技術，而非他所期待的石葉技術。

可考古的魅力恰恰在于未知，借助光釋光技術進行測年后，這批石器的年代被確定為距今 9~8 萬年，這一發現出乎李鋒團隊的意料。此前，考古學家多在西北地區尋找歐亞大陸自西至東擴散而來的石器技術遺存，而這次的新發現卻暗示著，在10萬年前，華北地區古人類的足跡可能在向西擴展，他們將石片技術帶到了甘肅西部。

如何能捕捉到遠古時期文化交融的線索？舊石器時代的人群互動對當代有何意義與價值？李鋒研究員正帶著有關數萬年前人類足跡的新發現與設想，探索石器所承載著的久遠歷史。

回到舊石器時代的河西走廊

李鋒介紹：“考古學課程往往根據時代順序安排，所以考古初學者最先接觸到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和歷史，我就這樣‘先入為主’地對舊石器時代產生了興趣。”在考古課上和實踐中，同學們有機會接觸到萬年前的石器標本、動手打制石器、親臨幾十萬年前的古人類生活地，正是在這些體驗中受到的觸動，促使他選擇深耕舊石器時代。

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李鋒的學術研究問題漸次清晰。他師從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高星研究員，自2007年起便跟隨導師開始了對寧夏和甘肅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碩士期間開展了對甘肅東部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博士期間則選擇了寧夏水洞溝第2地點作為研究對象?！爱敃r有一段時間我確實陷入了苦惱和糾結，起初并未找到研究第 2地點的切入點和路徑?！辈贿^隨著對區域相關研究和具體考古材料的熟悉，他的思路也漸漸清晰。早在20世紀20年代，法國學者便提出水洞溝第1地點出土的石器與西方的石器工業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其技術特點很像歐洲舊時代中晚期過渡期的石葉技術遺存，處在“從發達的莫斯特文化到新生的奧瑞納文化的半路上”。然而，他所研究的第 2 地點多數地層中并未發現明確的石葉技術遺存，而主要是石片技術遺存。一個明顯的切入點由此而生：石葉技術與石片技術是何關系？

將距今約 6~2 萬年間，中國北方舊石器遺址按不同的技術特點可視化會發現，在中國北方存在明顯的兩個技術區域，即西北的石葉技術區和華北的簡單石核石片技術區。寧夏水洞溝遺址提供了觀察這一現象的微觀區域。

搜尋造成水洞溝地區不同時段技術差別的原因成了他博士學位論文的主要研究內容。第 1 地點和第 2 地點的技術差別是緣自石器原料限制嗎？第 1 地點與第2地點相距不到100 米，即使在幾萬年前，自然環境中存在明顯原料差異的概率也幾乎為零。那么是緣自環境變化嗎？研究發現，距今 4~3 萬年的時段并不存在巨大的環境波動，環境因素導致技術體系的轉變似乎也不合理。

將中國北方這兩種不同的石器技術體系放在整個歐亞大陸的東部看，中國西北地區的石葉技術更接近于蒙古、西伯利亞阿爾泰等地區的石葉技術，故而學者們通常推斷其為擴散而來。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導致石葉技術能夠穿過廣袤的戈壁和沙漠擴散到水洞溝地區，又是什么原因阻止了這種石葉技術繼續前行呢？李鋒提出了生態環境和人口規模的雙重作用模型。中國西部地區遺址稀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對較小的人口規模，給石葉技術人群提供了擴散的空間；同時距今 4~3 萬年間相對濕潤的環境讓戈壁、沙漠中適宜生存的孤立區域相連，這又給石葉技術人群提供了擴散的條件。但由于當時華北地區存在自百萬年前便長期居住的古人類，相對較高的人口密度阻礙了使用石葉技術的人群繼續向東、向南擴散。自此，晚更新世（距今約 13~1 萬年）東亞北部區域人群和技術互動之謎便成為了他主要的研究議題。

然而，除了水洞溝外，整個西北地區出土石葉遺存的遺址很少。擴點成線，尋找石葉技術擴散路徑成了李鋒如今研究的主要目標。2021 年，李鋒研究員選擇河西走廊作為搜尋的第一站，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

“此次調查的成果是讓人欣喜的，我們不僅找到了具有原生地層的遺址，也發現了多處具有重要發掘和研究潛力的地點。”然而，部分新發現卻并不在李鋒起初的設想中。發現的距今 9~8 萬年的石片石器遺存指示了一條反常規思路的路線，即早在距今約 10 萬年便存在由東向西的技術擴散，華北使用石片技術人群的分布范圍擴展到了河西走廊一帶。這一重要發現意味著古人類的擴散和技術的交流并非單向的線性過程，而呈現出復雜、多向、交互的圖景。

目前，在已完成的河西走廊東部的調查中并未發現石葉技術遺存，也許采用石葉技術的古人類并未選擇通過河西走廊擴散。李鋒補充道，“隨著團隊未來對河西走廊西部地區的進一步調查，我們也很期待會有新的發現來驗證或推翻我們目前的假設”。

發現舊石器時代人群與技術互動圈的更多可能

石葉技術沿河西走廊擴散的路徑可能性變小，李鋒開始關注第二種可能性。內蒙古西部草原地區已經發現了一些石葉技術遺存，這預示著掌握石葉技術的古人類可能沿著草原一帶快速擴散。于是李鋒將內蒙古地區和蒙古納入東亞北部區域人群和技術互動這一研究課題之中。

李鋒率領團隊在距中蒙邊境約 20 公里處的金斯太洞穴遺址工作多年，收獲頗豐。金斯太遺址是中國北方一處關鍵的早期人類洞穴遺址，近 4 米厚的文化層保存了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時代的考古遺存。金斯太遺址下部層位出土具有勒瓦婁哇（Levallois）技術特點的莫斯特石器組合，這在中國北方并不常見。這一發現指示了技術演化階段上早于石葉技術的石器技術自西向東擴散。

此外，團隊在近年來的新發掘中還發現了不少類似黑曜巖原料的石制品，“這個發現讓我們很激動，因為針對這類火山噴發形成的物質，我們能夠通過X射線衍射（XRF）分析鎖定其具體的原料產地”。經初步的元素分析，金斯太遺址中的這批

石制品原料應為玄武巖玻璃。

那么這批玄武巖玻璃來自哪里呢？團隊了解到，在黑龍江和吉林的東部地區以及俄羅斯遠東一帶出 產 玄 武 巖 玻璃，與金斯太玄武 巖 玻 璃 成 分類似，暗示著距今約 1.3 萬年，金斯太地區的狩獵采集人群與東北東部的古人群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發現增加了東亞北部區域人群和技術互動的新時段和新因素，也成為舊石器時代全球古人類廣泛互動全景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近，研究團隊還響應國家和學校推動考古工作國際化的號召，積極實踐“走出去”的考古戰略，在蒙古東南部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和發掘，發現了明確的石葉技術遺存和細石葉技術遺存，這些發現有望將中國北方的相關發現與蒙古北部、俄羅斯貝加爾地區的相關發現勾連起來，清晰展示晚更新世亞洲北部人群與技術互動的圖景。

李鋒在長期以來的考古實踐中加深了對東亞北部舊石器時代人群和技術互動圈的認識，并逐漸打開了思路，認為我們應突破粗顆粒度的技術擴散研究，也不應僅僅關注自西向東的擴散，而應關注到中微觀層面的技術、文化雜糅的多向性和復雜性，同時放大視野，立足于全球古人類存在復雜基因交流的歷史事實和考古實證，從更宏大的視角理解亞歐大陸東部距今10萬年以來的人類互動。

面對復雜多變的現實世界，考古工作的意義不僅在于還原歷史、講清楚我們人類自己的故事，更在于啟示現在和未來，使我們能夠在狩獵采集社會、農業社會以及早期文明社會人們的生活和互動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在百萬年的長時間尺度上理解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不同文化的和諧共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