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與大學的古典學學科建設

彭小瑜教授主持了世界古典學大會第八分論壇的開幕式。圖為第八分論壇嘉賓合影。

古典學得到更熱切和普遍的關注是一件大好事，是大家理解和實踐文明交流互鑒思想的初步成績，也一定會給人文學科的建設帶來豐碩的成果。我在這篇短文里想簡明探討三個問題——古典學的釋義、西方古典學的學科建設，以及古典語言課程設置與大學的西方古典學。

古典學的釋義

大家說到古典學，多是在談論對古代諸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對上古時期世界多個重要文明的研究?！肮诺洹睆膩矶际且粋€優雅美麗的中文表達，“古典學”和“古典文明”顯然比起直白地說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要更優雅、更有力度。

在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進行初步檢索，僅見民國報刊上有一處使用“古典學”，用以介紹劍橋大學相關課程；精確檢索1949年之后的期刊報紙，顯示“古典學”最早出現在1993年林志純先生《論中西古典學》一文。但是如果我們鍵入“古典”一詞進行模糊檢索，結果就有所不同。民國報刊的作者除了使用“古典音樂”、“古典經濟學”等詞語，還經常使用“古典文學”來指稱古今中外的經典文學作品，以此來指稱中國古代文學，有時也以此來指稱古希臘和拉丁文學。梅光迪先生在1932年的演講中曾說，荷馬、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等人的作品是從古到今“最好的”作品，都屬于古典文學，而“中國的古典文學，是指一切最好的中國文學，時間的古今，沒有關系的”。他總結說，“要救中國，唯一的途徑，須從研究古典文學著手不可，它可以增加你的智慧，供給你快樂，擴大你的感情，把中國復興到一個最真、最善、最美的境地?！?/p>

周谷城、吳于廑和林志純三位先生在1983年寫給教育部的報告中呼吁，除了研究我們自己的古文字和古文化，也要發展世界古代史研究，倡導研究古代希臘羅馬、印度、埃及、亞述和兩河流域文明。該報告的摘要發表在《世界歷史》1985 年第 11 期，標題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林志純先生在 1993 年和 1996 年發表《論中西古典學》《再論中西古典學》，認為西方古典學是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字和文明的學科，而中國的“古典時代”覆蓋五帝三代和春秋戰國時期，之后的中國歷史則進入“古典帝國時代”。林先生對歷史分期及其內涵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確實提出了“中西古典學”這個概念。作為西方大學學科排名中被使用的學科名稱，“古典學和古代史”之“古典學”，是一個漢語翻譯，在西文中有特定涵義，指古希臘羅馬文明，即西方古典學。

其實在 20 世紀 80 和 90 年代，林志純和其他幾位老先生在提倡展開古典文明研究的時候，他們的重點是“古代東方”的研究，希望“填補空白”，組織學者研究之前國內學界忽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蘇美爾·阿卡德楔形文字，研究古埃及文明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他們也注意到我們當時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研究基礎薄弱，“輾轉引述的較多，根據原始古典文獻和考古發掘的資料作獨立研究的很少”，認為這樣的情況和我們作為一個有悠久文明歷史的“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

西方古典學的學科建設

理查德·麥基翁（1900-1985）參與領導了 20 世紀前半期芝加哥大學的人文教育改革。他不僅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還是研究文學理論和古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思想史的杰出學者。他曾經就古典學和現代美國的教育說過切中時弊的一段話（Journalof General Education, 1977）：古羅馬的語言和文化是現代西方文化不可割裂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到了20世紀的美國，學生們不再學習閱讀拉丁語，而是學習分析凱撒、西塞羅和維吉爾文本里的句子語法成分（古希臘語的教學情況也差不多）,其結果是他們流利閱讀和準確理解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文獻的能力被嚴重削弱。

他在這里所談論情況的背景是 19世紀的很多美國中學不再將拉丁語作為必修課程，大學不再將拉丁語能力作為錄取學生的重要考核標準，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文化的傳播和接受越來越依靠英文翻譯版本。但是麥基翁并不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接受這樣不理想的局面。在他看來，解決美國所面臨的重大國內和國際的現實問題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古典學和古典文明傳統所提供的思想文化資源，古典學的缺失不僅會造就現代文化的枯萎，更會帶來現代政治的錯亂和失當。

加強現代人文教育的西方古典學元素對改良社會治理和國際秩序有重要的建設意義。麥基翁給出的案例是古羅馬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他用西塞羅的《論共和國》作為例子，說明古羅馬人已經意識到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眾政體的混合以及相互平衡可以讓共和國政治趨向完美，意識到穩定的國家不可缺失正義的原則，此外他們也清楚意識到對外戰爭惡化國內矛盾和國際環境而帶來的副作用。閱讀西塞羅無疑有助于人們參考歷史經驗，理解和把握現代復雜的政治和國際關系。

我們也可以由西塞羅的《論法律》來補充說明麥基翁的看法。西塞羅闡釋的羅馬法不僅已經吸收了斯多葛派的哲學觀點，強調法律必須公正，而且提出人的尊嚴和德行不因種族和財富差異而不同。西塞羅在《論法律》中借助提問、辯論和不同意見交流的方式建立了處理法律問題的對話方式。這種獨特的法律話語也是羅馬法留給中世紀法庭的重要遺產，并在中世紀幫助法學家在司法實踐中突出人道主義的關懷。譬如他們就十字軍騎士的配偶地位進行爭論，提出不同意見，并最終否決了教宗英諾森三世的偏激觀點，得出尊重騎士配偶感情的結論，即已婚騎士的十字軍活動需要他常年在外，難以承擔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所以他出發前需要得到妻子的同意。

理解羅馬法當然有助于我們理解西方法律和當今世界各國的法律。各種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文獻集成，動輒都是數百卷，卷帙浩繁，內容極其豐富。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閱讀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的古代典籍。正如日本、俄羅斯、美國和歐洲的學者不可能依靠中文典籍的外文翻譯版本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對西方古代文明的研究也不可能依靠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文獻的現代語言翻譯版本。

換言之，西方古典學學科建設必須有古典語言教學的基礎。

古典語言課程設置與大學的西方古典學

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現在肯定不再需要成為基礎人文教育的必修課程，不過二者作為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遺產重要載體的地位并沒有變化，仍然是我們了解西方和世界并推動各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工具。所以大學西方古典學學科建設中的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教學需要系統化，能夠切實幫助學生獲得流利閱讀古代文獻的能力。

在歐美、俄羅斯和日本等國家，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在一些中學甚至小學至今仍然是學生重要的選修課程。其實國內少數國際學校也開設有拉丁語的課程。在古羅馬、中世紀和近代歐洲，拉丁語長期是少年兒童的學習課程。目前俄羅斯中學的拉丁語教材共有 5 冊，由莫斯科大學歷史學系古典語言教研室主編。

公元1世紀的羅馬教育家昆體良在討論貴族精英教育時說（見任鐘印譯本）：“我希望孩子最好一開始先學希臘語，因為拉丁語是通用語言，即使你不讓他學，他也會掌握的。其次，因為他必須首先學習希臘的學問，我們的學問是從那里發展而來的?！崩ンw良認為，兒童在 7 歲之前就應該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二者“同時并進”，而且盡量要在學習非母語的希臘語（或拉丁語）的過程中避免形成“外國語的腔調”。到了中世紀歐洲，拉丁語是各國通用的語言，也是一門“外語”，是初級和中級教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學習內容。是否熟練和準確掌握拉丁語是青年人能否有資格上大學的關鍵考核標準。試聽學生在課堂上聽不懂或者說不好的結果只能是退學。當時大學的講課、辯論、考試和日常生活的語言是拉丁語，學生在宿舍說方言是要被舉報和受罰的違規行為。

近年出版的《古希臘羅馬傳統的東亞接受史》一書收錄論文 23 篇（Brill,2019），但是其中只有一篇系統研究了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在大學的教學情況（僅涉及日本）。該文還說到了日本在16世紀后期的拉丁語課程以少兒為主要授課對象，其課時安排是每周六天，周一到周五每天課時多達五個半小時。日本從17世紀中葉開始實行鎖國政策，拉丁語的系統教學被中斷，少數學者只能依靠拉丁語-荷蘭語詞典自學。東京大學從 1879 年開始有了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的系統課程。日本在1950年成立古典學研究會，目前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名古屋大學等學校有獨立的古典學系。

周谷城、吳于廑和林志純三位先生所期望大力開展的古典文明研究，在西方古典學方面的學科建設需要由拉丁語和古希臘語課程更加系統完備的設置開始。教育部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設立的拉丁語專業，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一種模式。2018年舉行的第二屆北京大學古典學國際研討會曾專門就古典語言教學舉辦了圓桌會議。與會的國外專家有多年的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教學經驗。他們普遍建議古典語言教學應該有至少連續 3 年的課程計劃，而且每周應該至少有 8 學時，部分課程可利用周末的時間。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另外一種模式以作為現行古典語文學拔尖項目的升級版。此外，我個人還覺得，我們不妨嘗試在北大附中開設短課時的古典語言和古希臘羅馬文化課程。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