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田余慶先生的
學術人生

作為一名“九五后”，我從未見過田先生，只能通過老師們的言談對他有些許了解。田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位一直屹立在學科頂峰的大學者，他的《東晉門閥政治》《秦漢魏晉史探微》《拓跋史探》奠定了我們今天對秦末至西漢中期、三國、東晉、北魏早期歷史脈絡的基本認識。這次讀《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讓我對這位大學者構筑起那片崇山峻嶺的過程，增添了幾分認識。

本書是翦伯贊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的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中國史綱要》是1961年由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決定編寫，作為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之用的。全書初為四冊，第二冊魏晉隋唐部分，以及第三、四冊先后初版于 1962 年至1966年。第一冊雖然遲至1978年定稿，但其中的秦漢部分也是在“文革”之前寫成的。后來，

《中國史綱要》經歷過1994年、2006年兩次修訂，主體內容變動不大。因此《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中的觀點，基本可以被視作是田先生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已經形成的。

當時田先生的大多數論著尚未發表，但有相當部分日后將在學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文章已經在醞釀中。他在《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田余慶卷》的自序中，這樣敘述編寫《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對自己學術人生的意義：

我在翦伯贊先生主編中國史教材這項上面抓得很緊的任務中，潛心編寫古代史的兩大段落，利用時機補讀了一些早該閱讀的書籍。這是難得擁有的平靜思考而又感到充實的幾個年頭，……設想沉潛做專題研究工作，逐步推出專題研究課程，醞釀寫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開啟自己為學之路。

在近年發現的一份遺稿中，田先生也寫道，他在這一階段“積累了相當一些問題，獲得了一定素養，實際上為‘文革’以后搞研究打了底子”。旁注提到自己在“文革”以前的讀書、思考集中于兩段時間，其中“1961至1964調整時期挨批以后”就是編寫本書的階段。（《一位學者的學術自傳》，載于《讀書》，2022年第8期）

我們能從《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中看到不少田先生名篇的雛形。第 71-72 頁指出，漢武帝晚年由帝國擴張政策轉向“與民休息”政策。這是關乎西漢一朝政治走向的重大論斷，后來在《論輪臺詔》中得以充分闡發。第177頁指出，劉焉、劉璋父子保據益州和劉備征服劉璋之后，各自所統部眾和益州土豪（蜀漢時期還要算上劉璋舊部）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后來在《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中將其概括為新和舊、客和主的分野，從統治集團組成狀況的角度揭開了蜀漢政治史的根本線索。第256頁分析了陳敏過江之所以敗、司馬睿過江之所以興，是后來《釋“王與馬共天下”》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的中古士族研究中曾流行一種“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選官制度切入。閻步克教授說《東晉門閥政治》的一大創獲是在通婚、仕宦之外，從動態的政治斗爭中，揭示門閥是如何憑借其政治軍事實力，具體來說是對主力軍隊和軍事重鎮的控制，得以與皇權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權的。（《田余慶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對我的啟迪》，載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 5 年 1月 1 1 日）“專兵”是東晉門閥士族區別于南朝門閥士族的特點，構成了“門閥政治”的基本條件。這種對東晉門閥士族特點的清晰界定，其實在《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中就有論述。在第275頁中寫道：

“南朝門閥士族不能勝任武職，因此他們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東晉門閥士族那種武力保護，事實上不得不聽命于掌權的較低層次的士族?！痹凇肚貪h魏晉南北朝簡史》中，田先生展現出了對戰爭性質問題的異乎尋常的關注。第261-262頁稱在淝水之戰中，

“前秦的南侵師出不義”，且前秦內部隱伏著深重的民族矛盾。第246-247頁將隋滅陳之戰定性為爭取統一的戰爭，認為此前“南北對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質完全消失”。后來《陳郡謝氏與淝水之戰》延續了這種看法，將淝水之戰的主要性質判定為民族入侵戰爭，并指出只有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民族融合大大加深，南北戰爭的性質才有可能發生根本轉變。這一論斷對我們認識十六國北朝的民族關系，尤其是北魏承前啟后的地位，具有重要價值。

這一時期，田先生展現的敏銳的問題意識隨著此后思考的日趨成熟，最終結出華章。第 16 頁將秦末戰爭區分為性質不同的兩個階段，即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起義戰爭和劉邦、項羽之間爭奪國家統治權的戰爭。那么此兩個階段、兩種性質之間是如何轉換的呢？直到馬王堆帛書出土，受《五星占》中張楚紀年的啟發，《說張楚》指出形成轉換的內在條件就包含在陳勝、張楚反秦的稱號之中。張楚在滅秦、立漢之間的重大意義，由此被揭橥了。陳蘇鎮老師說《說張楚》和《論輪臺詔》攻克的是秦漢史的兩個制高點（《田先生的研究具有典范意義》，載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 5 年 1月1 1 日），這不是吹捧。

田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政治史，這是他對自己嚴格要求、精密計劃的結果?！拔母铩苯Y束后，他已年逾五旬，自忖“能拼搏的時日畢竟有限，必須量力而為，心無旁騖”；內心定下了幾條規則，其中“特別是在研究范圍方面不容擴充”。（《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田余慶卷》自序，萬卷出版公司，201 1 年）透過《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來看，其實田先生對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諸多問題也有深入思考。比如魏晉以來玄學興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漢代社會所奠定的儒家倫理和價值體系。可東晉以后，玄禮雙修的現象非常普遍，當時著名的玄學家往往深通禮制，禮學專家也往往兼注三玄。第275頁指出東晉南朝禮學發達的原因，是門閥士族極力裝飾所謂“禮法門風”。這就從學術演進的外緣，對看似矛盾的玄禮雙修現象提供了一個分析角度。

可以看出，田先生早年的學術關注點主要在秦漢魏晉，不及北魏。他自述雖然撰寫《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時，“感到所寫成的這八百年歷史書中最為薄弱的部分，無過于東漢和北魏”；但真正投入到對北魏史的研究中去，是在20世紀90年代了，其直接動因是在此前后，田先生有8名博士生的選題定在北朝，“如果不跟著他們轉，就很難起釋疑解惑的引導所用?！保ā段遗c拓跋歷史研究》，載于《學林春秋》二編，朝華出版社，1 999年）再結合本書原是教材這一點來看，可以說田先生終其一生，科研都是為教學服務的。他說“教師最主要的任務是教書”，（《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田余慶卷》自序）“最信守教學相長的原則”。（《耄耋之年話教書——訪歷史學家田余慶教授》，載于《北京大學教學促進通訊》，2009 年 9 月 24日）田先生的這種信念，是本書能串聯起他學術人生的深層原因。

或許在某些傳統中，學生不該過多議論老師。但對于北大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師生而言，分析自己的老師卻是一門嚴肅的功課。我的老師們時常談起田先生，揣摩他析疑馭文的手段，效仿他應物教人的本事，學風由是得以傳承。想要對此有進一步體味，請讀一讀《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

（作者為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