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蹴風絲上柳條

田余慶先生百年誕辰之際，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其經典著作《東晉門閥政治》，并首次單獨出版《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中國史綱要》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

上圖為先生的《拓跋史探》（修訂本）書影。

▲1990 年代初，田余慶先生在其博士生的讀書報告上寫的批語（右邊黑色手跡）。

▲田余慶先生在去世前一天還在伏案工作。攤開的書中，左邊是嚴耕望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右邊是先生自己的《拓跋史探》。

編者按

田余慶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專家。先生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其后留校任教，教書育人，著書立說，啟迪現世，影響廣遠。2024年適逢先生百歲誕辰和十周年忌辰，本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百歲誕辰紀念版，并發行了《秦漢魏晉南北朝簡史》單行本。

田余慶先生的文章以精煉見長，力求以小見大、由微知著地勾勒出歷史變遷的脈絡線索，這也暗合魏晉時代崇尚簡約的特點。本版特約田先生的再傳弟子談閱讀上述兩部著作的體會，以期通過青年學子對先生著作的細讀逐漸構筑起對“那片崇山峻嶺”的認識，共同體會先生深厚非凡的歷史見識和學術境界。

我想《東晉門閥政治》是歷史學新生入學后，通史課老師或學長學姐推薦的經典書目書單中必不可少的一本書，并且能夠常讀常新。我在剛上大學時就曾拜讀過此書，但當時也有一些細節不曾措意，此次借百歲誕辰紀念版發行之機重新拜讀，仍然有許多啟發。

《東晉門閥政治》初版發行于1989年。在1991 年發行第二版時，田余慶先生進行了較大的修改。他不僅對材料進行了更換、對一些大段落內容進行了增刪，還刪去了初版中容易生出歧義的“門閥政治即士族政治”的提法。此后，田先生又對第二版中來不及改動和后續發現的不妥之處進行修訂，于1994年刊行第三版，2004 年又印行了第四版。2009 年收入《中國文庫》后又按照《中國文庫》的統一格式重新排印出版，署為第一版。2012 年，該書又在《中國文庫》本第一版的基礎上印行，田先生本想在該版中增補《溫嶠與江州》一章，可惜由于身體原因未能完成。（田余慶：《改版題記》）今年為紀念田余慶先生百歲誕辰再次推出百歲誕辰紀念版，盡可能地保存了本書原貌，僅修訂少量文字訛誤。

田先生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地概括了本書的內容，指出“《東晉門閥政治》一書，論述從公元4世紀初年至5世紀初年的百余年間，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權結合而運轉的政治歷史?！睎|晉一朝，皇權不振，士族專兵，幾家門閥士族相繼崛起，形成了皇權與士族共治的特殊政治局面。該書前七章從瑯邪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門閥士族，以及劉裕、孫恩等次等士族的家族史入手，論述了各家士族當政時期的歷史，從而探討了東晉門閥士族的興替和門閥政治的發展以至消亡。最后又在該書后論中對本書的脈絡加以貫通并進行理論性總結。

東晉皇權與士族共治局面的形成，最開始是由瑯邪王氏與皇族司馬氏的“王與馬共天下”局面開啟的。田先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追問這一格局形成的特定背景，進而追溯到兩晉之際瑯邪王氏與司馬氏因特定歷史、地緣與聯姻關系而建立的緊密聯系。田先生關注到隨后崛起的高平郗鑒對于東晉門閥政治維持的作用，指出郗鑒建策用流民帥兵力平王敦之叛從而維護了司馬氏的地位，另一方面協調并維持當權士族王氏、陶氏、庾士族之間的平衡，使得東晉門閥政治格局得以延續。此后，潁川庾氏繼瑯邪王氏之后興起，與瑯邪王氏一同鞏固了門閥政治格局，而后又與王氏明爭暗斗，最終控制了長江上游并取代王氏當政。之后譙郡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相繼登場，各大門閥士族因內部角逐與外部威脅相互聯合與制衡，任何一家也無法輕易取代皇權，東晉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維持。然而，當權士族的興衰與斗爭逐步削弱了這一平衡格局，最終導致門閥政治的瓦解，劉裕晉宋禪代后，皇權政治得以重建。同時，田先生還敏銳地注意到在士族與皇權之外，流民帥這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存在。這一力量在東晉早期雖然不起眼，但隨著士族勢力的衰退，流民帥逐步登上歷史舞臺，推動了次等士族的崛起和南朝皇權政治的重建。田先生的觀察也為理解東晉滅亡與南朝興起提供了關鍵的視角。

田先生不僅通過細致入微的考證清晰地勾畫出了東晉門閥政治動態形成、發展和消亡的過程，還在此基礎上對重要理論問題進行了總結。（陳蘇鎮：《東晉政治時研究的新成就——讀<東晉門閥政治>》，載于《史學史研究》，1 989 年第 3 期）《東晉門閥政治》后論指出，門閥政治并非一種常態，而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過渡性現象，其形成有賴于三個關鍵條件：成熟且具有影響力的士族階層、雖失權威但具號召力的皇統，以及民族矛盾的外部壓力。隨著這些條件的逐漸消失，門閥政治被新的皇權政治取代。這一理論總結是我們理解東晉門閥政治演變過程的重要鑰匙。

《東晉門閥政治》和田先生治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善于對細節進行深入的考證，胡寶國先生就曾言田先生“對歷史細節有著特殊的偏好”。（胡寶國：《讀<東晉門閥政治>》，載于《虛實之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 1 年）比如本書在討論三吳的戰略地位時，討論了會稽到建康之間水路交通時，對破岡瀆的開鑿、走向和通航也進行了考訂，指出“破岡瀆處山岳丘陵地帶，在不長的距離內設十四埭，七上七下，過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牽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難，也難保證經常有水通航?！保ū緯?8—1 00頁）也正是這種對細節的考訂使得全書讀來更加豐滿。

在對細節考訂的基礎上，田先生又進一步“由小見大、由微顯著”（?？偙螅骸对u田余慶著<東晉門閥政治>》，載于《歷史研究》，1 993年第1 期），將對制度的考察置于在對具體人物、具體事件的考證中。羅新教授也曾指出，《東晉門閥政治》重點討論的是制度中的人，把制度中人的行為、故事，以及他們的行為對自己、對他人、對家庭、對國家的命運產生了哪些影響，能夠讓我們更生動地理解東晉的門閥體系，而不是傳統的研究門閥制度的條條框框。如本書對于庾、王江州之爭的考察中，田先生通過對“詔（庾）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一事相關史料的鉤沉索隱，指出庾懌從魏興撤離而突然進駐半洲的目的，是為了對抗下游王氏家族勢力的擴張。

在重讀《東晉門閥政治》和參與整理田先生筆記的過程中，我也發現田先生注重收集和利用乾嘉及以前學者對魏晉南北朝歷史的考據和議論。如田先生在開篇《釋“王與馬共天下”》中關于“不與劉、石通使”問題的討論，就指出“錢大昕所言晉宋短長問題，南宋人讀史傷時，多有論及”，并援引了袁燮《絜齋集》、王應麟《困學紀聞》等宋人札記。在其他對東晉朝局的討論中，也多有援引《朱子語類》等宋人史論。在《論郗鑒》一章中，田先生指出“在一一探究郗鑒的幾件大事時，我發現胡三省在《通鑒》注中對此都有所評論，本文所論郗鑒數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見。當然，把這些事放在一定的時代條件下并聯系起來探尋其本質，是胡三省為其史觀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這類原因，今人研究歷史，必須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囿于前人成果”。（本書 1 1 5 頁）而我自己在總結前人研究時，往往容易忽略這些古人文集、筆記中的研究成果。北大中古史方向的學生入門時有讀《通鑒》的傳統，這主要是由于《通鑒》作為編年史有助于初學者搭建時間框架。此次注意到田先生讀《通鑒》“胡注”所感，或許重視宋以來學者的史論和考證也是這項培養的意圖之一。

除了利用乾嘉以前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外，《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所用的史料范圍也非常廣泛，除了常用的正史、類書、集部史料外，還能夠從《真誥》等道教、佛教文獻中找到反映歷史信息的材料。如在《論郗鑒》中，田先生在討論流民帥的獨立性問題時，就搜集了《真誥·甄命授》中反映郗鑒作為流民帥時曾殺人越貨的史料。在討論溫嶠其人時，田先生也援引了《敦煌石室佚書》所收寫本《晉紀》中的溫嶠上疏。而這些史料在再版的過程中不斷修訂、補充和更新，如對《世說新語·規箴》中郗鑒“冰矜而出，不得一言”一句中“冰矜”一詞含義的考證（本書82頁），田先生在修訂時又補充了2005年出版的《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所收的《李伯欽墓志》（2001 年出土）。

在近期整理發布的部分田先生筆記片段中有幾則治學的相關札記，其中有一條寫道：“借用納蘭《飲水詞·采桑子》‘簾影誰搖，燕蹴風絲上柳條’句，觀察歷史動態，于細微處連接歷史的片段，構成一幅歷史整體畫面?！碧锵壬诠P記中將幾條段子歸納為“恢弘（格局）、敏銳（感悟）、細膩（功夫）”三點。（出自于《田余慶先生的“治學段子”》）《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就很好地展現了田先生歸納的三則治史所需品質，可以說是恢弘、敏銳、細膩的有機結合。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2023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