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質生產力構建新型生產方式

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的一個政治經濟學范疇。恩格斯曾經講過，“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資本論》英文版序言）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在學理上和實踐上，呼應了時代命題。

學界關于新質生產力的討論很是熱烈，近一年來已經發表了一萬多篇論文，但是實事求是地講，很多文章只是簡單的重復，沒有涉及和解決學理或實踐的根本問題，沒有起到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為企業規劃發展戰略的作用。曾有專家結合地方調研指出，高校的研究目標和企業所需還有很大的落差。一方面，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發展的判斷標準不同于科學技術的判斷標準。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可以根據新發現和新技術是否推翻了舊的理論解釋、是否改變了舊的工作原理來判斷一項新發現和新技術是否發生了質的躍升，但是從新發明、新技術或新工具的出現到它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應用，以及這種應用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實際影響，需要經歷或長或短的過程才能充分顯現。因此，政治經濟學判斷生產力是否發生質變比起根據科學技術標準進行判斷要困難得多。另一方面，學術界關于生產力理論長期存在爭論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對生產力的質性判斷標準還缺乏統一的意見。然而，這些理論認識和判斷對政策實踐其實有著很大影響。生產力的質性判斷標準，新舊生產力在當前和未來對應什么產業、行業，新舊生產力之間的轉換、替代、融合能否在“創造性毀滅”的同時實現“有序的撤退”，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長期展望還是一個中短期可以實現的目標，是否能夠通過制度和政策的供給加快其進程等等，正是經濟學界亟需回答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質生產力”是政治經濟學的術語革命。這個新的理論范疇和過去常講的“先進生產力”“傳統生產力”“落后生產力”等有什么區別？為什么講第四次產業革命、科技革命還不夠，還要強調生產力的質態變化？這是一個根本問題。結合現實情況，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大背景是歷史發展規律和實踐發展規律賦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經濟發展上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關于經濟發展的質量，傳統經濟理論通常采用的是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高質量發展也即經濟從粗放的增長方式向集約的增長方式轉變；在涉及新發展格局的時候，高質量發展要從“兩頭在外”的增長方式向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增長方式轉變等等。但是僅僅談增長方式是不全面的，在增長的基礎上還必須考察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和優化。除此以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講，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實現高質量發展，還意味著促進新型生產方式的轉化，構建新型的勞動（組織）方式和生產方式。新質生產力是新型生產方式的基礎，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即“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只有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兩方面統合，才能構成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型生產方式。總之，理論界應該從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高度理解這個問題，而不能停留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部門結構等表面層次上，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來處理這個問題。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根本落腳點在于構建新型生產方式，所以，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意味著只關注和發展新技術、新部門，“一刀切”地摒棄和淘汰傳統部門。傳統產業和部門同樣需要新質生產力賦能，從而改變自身的生產方式，提升自身的勞動生產力（率）。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根本原因。不久前，北京大學全體黨員集體學習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邀請林毅夫教授做了主旨報告。他結合經濟學理論和各地實踐，著重指出不同產業應該采取不同的發展路徑，也就是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比如現在仍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如何發展，過去具有比較優勢但是現在失去了比較優勢的產業如何發展，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如何從“彎道超車”轉向“換道超車”，以及那些無法依靠市場主體、企業主體等自發塑造比較優勢的戰略性產業如何發展，等等。

最后，關于數字經濟，現在不少文章都是“二道販子”，拿著二手材料來解讀，數字勞動、數字資本、數據要素等概念都沒有清晰、嚴格的界定，對數字經濟的分析偏描述性，而缺乏學理性。很多基本的理論問題都沒有解決，比如什么勞動可以歸屬為數字勞動，數字勞動如何創造價值和使用價值，數據要素是以獨立形態存在的生產要素還是復合形態的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在什么條件下成為私人資本，等等。這里面涉及到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研究的問題。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