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浦江教授的學術史地位

^{編者  劉浦江教授（1961—2015）自1988年起在北大任教治學，是宋遼金史與中國北方民族史領域學術造詣精深的學者；不僅如此，他更以良師風范深植于學子心中，其面向本、碩、博各層次開設的專題課程深受學生們的喜愛。但在正值學術盛年之時，劉浦江教授溘然離世，成為2015年冬日里學界難以彌合之憾。2025 年初，適逢劉浦江教授辭世十周年，本報特約宋遼金史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余蔚教授，與其嫡傳弟子、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苗潤博副教授撰文。二位學人分別從劉浦江教授的學術史地位和師道傳承之不同視角，共緬懷、追念這位遼金史名家和心里始終裝著學生的好先生。}

2025年1月出版的《劉浦江著作集》書影

時光荏苒，劉浦江教授辭世已經十年。但學界同仁仍在不斷與這位故人對話——談到遼金史的重要問題，仍然會經常引述他的見解，經常會與他商榷，一如他在世之時。他的許多研究，至今還是繞不過去的。他當年關注的問題，至今仍然是前沿問題。中華書局于年初出版了《劉浦江著作集》，這是緬懷追思他的最好方式，也是一個回顧他的學術成就、學術影響的契機。

1988 年，劉浦江調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并在鄧廣銘先生的引導下走上遼金史研究的道路。從1990年以《再論〈大金國志〉的真偽——兼評〈大金國志校證〉》（《文獻》，1 990年第3期》）一文初露鋒芒，到他離世為止，20余年，共發表80余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近日出版的《劉浦江著作集》（含《遼金史論》《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宋遼金史論集》《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四種，共收論文 68 篇），凝聚了他多年的學術思考，處處闡發了對遼金史研究的獨到高明的見解。而從他厚重的學術履歷之中，更可發現，他對于自身學術道路的規劃與貫徹，及其研究對于所在領域的引領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言：“衡量一位學者的成就和貢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對學科的推動作用?！保ā多噺V銘先生與遼金史研究》，收入《宋遼金史論集》）評價劉浦江教授的學術貢獻與地位，“對學科的推動作用”，同樣是一個關鍵的立足點。

1999 年，凝聚了他第一個十年的學術精華的論文集《遼金史論》出版，在“自序”中，他毫不避忌地指出世紀之交時研究遼金史的困境：“遼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蕭條”，并呼吁“遼金史學要想真正贏得史學界的尊重，必須證明自己的實力?！笔曛?，在《窮盡·旁通·預流：遼金史研究的困厄與出路》這篇文章中，他再次強調了十年前的判斷。但這一次，他開出了怎樣走出蕭條的藥方：1. 窮盡史料，將遼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圍，擴大到同時期周邊政權，包括域外的文獻、以及后世各朝代的文獻。2.通過兼治宋、蒙元等其它斷代、以及民族史研究，擴大視野、觸類旁通。并且，跨越學科屏障，運用其他學科的視角和方法。3.運用民族語言，擴大史料基礎。

這是從史論、研究領域與視野、研究方法與手段各方面，為遼金史如何實現“學科突圍”探尋路徑，其中飽含了他對于遼金史發展的殷切期望。同時，也是他的自我期許、對于自己學術道路的總結提煉與展望。把《窮盡·旁通·預流》一文作為《宋遼金史論集》的開篇，相當于代前言或者自序的地位，是很合適的。將這劑藥方與他的學術生涯對照來看，不難發現，他本人就是在不斷踐行他所提出的路徑。

自《再論〈大金國志〉的真偽》一文始，1990 年之后的三四年里，劉浦江的關注重心在于文獻整理研究，由發表的成果來看，集中于《契丹國志》《大金國志》等文獻。但在這一時間段里，他已開始投入大量時間，點校、研究《三朝北盟會編》，初步成果在1998年見刊，惜乎最終成果至今仍未付梓。這一階段在文獻上所作的苦功，一是化作了后來修訂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遼史》的基礎，二是文獻探源力求逐步追索其成型過程，重現文本被“制造”出來的路徑。這一研究方法，運用于《關于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收入《遼金史論》）《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為中心》（收入《松漠之間》）《契丹開國年代問題：立足于史源學的考察》（收入《宋遼金史論集》）等典范式的研究中。后來，又在《遼史》修訂這一平臺上，培養了多名遼金史優秀青年人才，演繹生發出一系列現象級的學術成果。在他學術生涯的后期，他的學術視野之所以能擴展到遼金之外的其他政權與斷代，有賴于其初期在史料準備方面的蓄力。

自1994年始，劉浦江有多篇金史研究論文連續見刊，涵蓋了民族政策、族群關系、戶口、土地制度、賦稅等主題。至世紀之交，他又有計劃地轉向遼史研究，涉及了國號、族帳、地方制度、政治文化等。如邱靖嘉所總結，他所關注的，從來都是關涉重大、“難度系數”很高的問題，并對其作“最徹底的清理”，將歷史考證問題升華為全局問題（《劉浦江先生學術成就與思想述評》，《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201 6 年 6 月）。在所有金史、遼史研究的篇什中，他都用宋朝文獻——甚或唐五代、元代文獻——來填補關鍵的缺環。在他的早期作品《金代的一樁文字獄——宇文虛中案發覆》一文（收入《遼金史論》）中，更是宋人文獻與金人文獻的“對質”，宋人的史籍、文集、方志，信手拈來，且參用了元人、清人的見解，可謂窮本溯源、廣征博引。雖然論證的是一個金史的問題，但他的視野絕不局限于金朝，而這也正是此后他在宋史領域以及兼跨遼宋金的力作的預演。尤其是在“正統性”以及歷史敘述的主題下，他所矚目的時代，由遼金而橫向擴展到宋，又上溯至南北朝隋唐，下延至元明清，產生了一系列在整個歷史學界都有廣泛影響的成果（其中大部分收錄于《正統與華夷》一冊）。他以自己走過的學術之路，將“兼治”“旁通”之道完美展現出來。

遼金（尤其是遼代）漢文文獻之稀缺，是研究者共同面臨的窘境。這并非沒有解決之道。除了將現有遼金漢文文獻充分咀嚼消化、盡力搜集宋人關于遼金的記載之外，更是可以深耕契丹文文獻這片沃土。但民族語文與遼金史研究，似為兩途，有相交之處卻不重合。要將可利用的文獻向契丹文字擴展，類似于“兼治”另一領域。在有意于轉向遼史領域之初，劉浦江就已決心踏入契丹文研究領域，以鋪厚文獻基礎。1999 年發表的《內蒙古敖漢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殘石考釋》（《考古》，1 999 年第 5 期），是他以契丹文字作為自己研究工具的開始。2022 年發表的關于契丹文、女真文研究論著目錄以及女真文資料的總目提要，從中足見他投入民族語文研究之后，做了何等充分的準備工作。此后，陸續又引入契丹文文獻的研究，以及關于契丹文文獻的討論面世。尤其是 2005 年之后，屢有用契丹文字解決重要問題的研究見刊。他呼吁遼金史研究者擴大史料基礎，而他是身體力行，撥開荊棘先走過一遍。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契丹小字詞匯索引》（中華書局，201 4年），是他贈予學界的最后禮物之一，也是一個有力的示范。

作為學者，他對于自身，一直有嚴格要求與長遠規劃，力求補足所有可能存在的短板。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他給學界留下的，是在文獻、方法、視野各方面都接近完滿的形象，是一座學術高峰。這不禁令人遐思：若天假其年，再有一二十年，他會達到怎樣的高度？但即便早早辭世，他的學術之道，也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后來者在他指明的方向上，風馳電掣，不但在方法論和史料處理的深度上有很大進步，并且以開闊的視野、突出的問題意識，對傳統議題作深入反思、開展熱烈討論，逐步改變著“遼金史”的對話范圍。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樣，遼金史領域正在突破畫地為牢的思維模式，積極融入到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整體序列之中。他不僅是遼金史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更以本人在中國史研究領域的上下求索，促成了遼金方向研究的擴張與轉型。他不是孤勇的學術探險者，而是成功的引路人。

劉浦江教授曾說：“非常向往的是那樣一種學術環境，能夠完全憑著學術的感覺，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而不必有其他任何功利的考慮攙雜其間，這才是一個人文學者的最佳境界。”（《松漠之間》自序）也惟有執著地追求與維護學術的純粹性，才有望能真正感受到學術的魅力與活力。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宋遼金史、歷史政治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