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傳承離不開切實的批評

2011年3月，學生時期的苗潤博與劉浦江教授唯一的合影

劉浦江老師離開我們整整十年了，但他獨特的人格光輝不僅沒有隨著時間流轉稍稍褪色，反而在風移世變的映襯下更加熠熠奪目，甚或被凝縮成某種符號象征，砥礪或刺痛著后來者。個中悲喜，殊堪沉吟。

中國文化喜談師承，在現在的大學里，所謂精神、學脈的傳承也是一個常被提起的話題。“我的老師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我的學生”，這句話看起來很樸素，但其間的核心要義實際上需要受業者反復“以身體之，耳鬢廝磨”?；叵霃膶W于劉老師的五年，有一個問題令我感觸尤深，那就是批評與傳承的關系，或者說，真正的傳承離不開切實的批評。

下面是三段與批評相關的記憶。第一次見到劉老師是在2010年9月，當時我還在讀大三，從南開來北大旁聽他的一堂課。課后我向劉老師提問，對他的代表作《松漠之間》里引用過的一段史料提出了質疑，聊了大概半個小時?；氐教旖蚝蟮牡诙欤医o劉老師發郵件致謝，沒想到他回信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并讓我參加他給研究生開設的《遼史》讀書班，實際上就是參與中華書局《遼史》點校本的修訂工作。這一次見面后來被師兄們戲稱為“進京踢館”，可以說是“不打不相識”。

2010 年 12 月，也就是三個月后，我又在劉老師的文章里挑了一處小問題，涉及引用史料版本的差異，依舊發郵件給他。劉老師把我的信連同他的回復一并抄送給了門下的研究生，他說：“從此事中得出的一個教訓是，引用任何材料都一定要核原書原文，否則不定什么地方就留下隱患……我早年寫的一些東西，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相當粗疏。正所謂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明年正好五十，這句話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適。《春水秋山》一文寫于 1996 年，那年我 35 歲，因我出道很晚，所以這應該還算是我早年的作品吧。你們現在都比我起步早，將來一定會比我更有成就?！边@是一位成名學者對一個大三學生所提的批評意見的回應，自謙、自警以及對于后學的勉勵，全部融在其中。

更重要的是，劉老師還會把這種“逆向批評”轉化為日常。他每寫出一篇文字，無論是隨筆還是論文，都會有一個機制，那就是集體討論。討論時他往往上來就會定調：“一句好話也不要說！”由此逐漸形成一種習慣和風氣，每當劉老師發來一份文稿，我們常常會像“打了雞血”一樣，努力去找出他的錯誤。我的性格比較直，說到激動處，有時候會甩出一句“這是硬傷，不改不行?！眲⒗蠋煯攬隹赡軙唬^會兒讀到我所負責點校的《遼史》文本時，發現其中的錯謬，他會激動地找補回來：“你這也是硬傷……”正是這樣平等、真誠、坦率、包容的態度，才可能將嚴肅切實的批評培育成為學術生活的日常，可以說真正的傳承其實是在師生的相互砥礪、切磋間產生的。

以上三則“史料”中蘊藏的很多東西，至今仍讓人深深懷戀。這樣的東西最難傳承，但又實實在在地影響了我的學術養成?；仡欁约鹤鲞^比較重要的、尤其是涉及突破學術范式的研究，很多都是以與劉老師的討論、商榷為起點的。因為劉老師的成果往往代表了遼金史、歷史文獻研究領域最前沿、最重要的里程碑，當你和他的對話、批評成為一種日常，自然而然會習慣性地反思而非接受以他為代表的學科邊界，不斷突破整體的思考框架。這樣的批判性繼承，除了包括具體觀點的辯難、推進外，還有一層意思就是研究理路的爬梳和學術范式的轉換。我們老師輩的研究方法很多只是自在的狀態，到我們這輩則有希望通過提煉、總結、反思、批評而變為自覺的意識。無論是歷史學研究，還是文獻學研究，范式轉換都可能在這一代際間發生，而支撐、促成轉換的內在動力正在于切實的批評。在科研之外，作學生時所濡染的那種開放、純粹的精氣神也深深地影響到了我的教學理念：除了延續研究生課堂討論時“一句好話也不要說”的清新風氣，我也努力在很多本科生的課上開宗明義“能挑出講授內容錯誤的同學酌情加分”，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列為學生開展文本批評的重點對象。歷史學的要旨在于批判性思維與反思性重構，無論今后是否以此為業，這種思維方式都是學生們在專業訓練中最應該汲取的養分，而“逆向批評”恰是一種切近其身且便于實操的訓練手段。“只有學會批評自己的老師，才算是真正學會了批評”——這是近來一位學生的感慨，可謂正中鵠的。

如果從學理的角度進一步分析批評與傳承的關系，大概可以包含三個層次。首先，最容易想到的當然是老師對學生的批評。這種批評想做到切實有效，就要求老師真正負責、真正讀懂學生、找到學生的要害和短板。更要緊的是，此類批評其實是在昭示一種學術恒定的標準。從小到大，學生們被灌輸的理念都是“只要卷過別人就贏了”，永遠是一種相對的、與人比較的標準；而學術則應該有恒常、一貫的標準，老師批評的意義正在于讓這樣的門檻、尺度可視化，讓學生在實踐中揣摩、貼近，進而內化為他們自身的價值坐標，甚或為將來可能出現的逆向批評埋下種子。

其次，是剛剛重點舉例說明的學生對于老師的逆向批評。學術研究的本質是推展人類思想的邊界，而在傳統人文領域，我們的老師往往正代表了這樣的邊界，也是后學晚輩首先需要跨越的地方。學生對老師的論著展開嚴肅而細致的批評，使得挑戰而不迷信權威成為日常，而這種針對具體學術觀點的討論，不僅無損于學者的格局和境界，反而能更好地呈現其學術的實際影響力——畢竟學術研究中真正值得批評的人本就沒有多少，最值得對話的可能正是自己的老師。與此相應，判斷一個學科、一個領域的活力與前景的重要標尺，或許也在于后來者是否勇于，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對師長輩鑄就的研究框架提出質疑和挑戰，想老師之不敢想、為老師之不敢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老師的自我批評與反思。歷史學是一門反思的學問，歷史研究者首先應該學會反思自己。除了接受、包容甚至鼓勵學生的批評外，更應時刻自省：與學生的關系到底還是不是平等的人與人間的關系？現代的師生關系不是君臣關系，不是老板與雇員的關系，甚至也不是簡單的師父帶徒弟。理想狀態下，師生間應彼此獨立而不依附，針對學術問題的討論無關身份、地位。但現實中，師生間的權力關系又天然是不對等的，老師似乎永遠是占據主動的一方。因此，學生的逆向批評其實是在挑戰“自然狀態”，當然會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因而更稀缺、更珍貴，更需要為師者以不拘一格的胸襟、氣度加以培育、呵護。學術面前的平等、人格意義上的獨立，是允許不同意見充分表達、開展切實批評討論的前提，也應該成為學術界區別于其他行業最難能可貴的品格。明乎此，方可以言傳承。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長聘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宋遼金史、歷史文獻學、中國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