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的學習時代

1930年代 ，馮至在海德堡

學脈與傳承

學脈是思想體系的傳承脈絡，亦是學術生命的歷史根系。追本溯源，通過考證史實、層層梳理來挖掘和展現北京大學相關學科的發軔歷程，不僅能使學科發展更具歷史縱深性，也能推動和促進學術演進的連續性。有鑒于此，對學脈與學術相關的學理探討是具有學術價值的命題。本報新設“學脈與傳承”專欄，本期特邀外國語學院毛明超、梁晶晶兩位學者撰文，呈現了學脈演進軌跡，展示了學術發展中值得思考的問題。

1921年夏，馮至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德文班，由此開啟了他的學習時代。

北大德語教學的歷史雖可追溯至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后，京師同文館開設“布語”（普魯士語，即德語）時，但直至1918年，“德國文學門”方才在前一年歸國執掌北大校務的蔡元培先生的推動下得以建立，并于 1919 年“廢門改系”，成為德文學系。蔡先生之所以留德乃至設立德文門（系），是因為其秉持采德之長以救中國的理念：“救中國必以學。重任學術德最尊。眾人當求學于德，必于大學設置專業以學德文?！?918年 1 月，德文教授會成立，選舉顧兆熊（顧孟余）為首任系主任，并著手制定德文預科及本科教學大綱與參考書目。

在專業設立之初，北大的德語教學就強調語言習得與文學研究并重，在預科兩年夯實德語基礎，在本科四年專治德語文學。根據《北京大學日刊》民國八年（1919 年）10 月 14 日登載的課程表，德文學系本科一年級學生每周有三小時德文戲劇、一小時德文小說以及兩小時修辭學與文體學課程，課時量占專業課程的大半。及至翌年 9 月，

《北京大學日刊》再度明確德文學系課程類別，包含“德文學類說、德修詞學與文體學、德語史、德文學史大綱、德詩學、德國述略（歷史、地理、風俗、經濟、學術）、作文”，進一步拓展了德語文學教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此外，德文學系一年級新生還需選修陶履恭（陶孟和）的“社會學大意”，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及王星拱的“科學概論”等課程，已可見今日博雅通識教育的雛形。

1920年7月，朱家驊受蔡元培委托，赴德邀請柏林工業大學教授歐爾克（Waldemar Oehlke）來華任職，德文系亦充分利用師資、擴充課程目錄；民國10 年（1921 年）1 月 10 日，

《北京大學日刊》又登載課程調整，示明自第二學期起，德文學系補充“古代德意志文學史”“德詩家和德思想家傳記：青年葛特”“葛騰語和古高德意志語”等合班課程，均由歐爾克擔綱。與此同時，楊震文（字丙辰）亦已應邀赴北京大學任教，為一年級開設“文學選讀一：現代文、現代詩、現代戲劇”等課程，并于同年 9 月接任系主任工作。

正是在德文學系從篳路藍縷至日臻完善的階段，馮至進入北京大學，開始跟隨歐爾克、楊震文、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洪濤生（Vincenz Hundhausen）等名師學習德語文學。根據《北京大學日刊》所載的 1923-1924 學年、1924-1925 學年《德文學系課程一欄》，馮至在本科時的專業必修課程以文學為主，涵蓋詩歌、戲曲、散文、文學史、修辭學、詩學與詩律學、比較文學，兼有哥特語及中古高地德語、“日耳曼國粹學”（即“Germanistik”，現通稱德語文學研究）、思想史與經典作家作品研究，除輔以語文學（即“Philologie”，課表稱“語言學”）、歷史語法、成語、尺牘（書信）、作文等外語教學必須的練習課外，與德國高校德語文學研究專業相差無幾。其中，德語詩歌（1學時）、戲曲（2學時）、散文（3 學時）等文體專門研究課程，以及由歐爾克一人擔綱的“德國文學史”（3學時）貫穿本科四年學業，且后者完全按照歷史分期，四年分別修習“德國古代文學史”“德國文學史”（自中古時代起至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德國文學史”“德國近代（近世）之文學”，使得學生對德國文學的發展脈絡有了全面而詳實的了解。此外，由李大釗擔任主任的北大圖書館僅在 1919 至 1920 年間就引進德文書籍逾五千冊，占同期購入所有西文原版書籍的三分之二，有力地支撐了德文學系的研究與教學。

在教學內容上，馮至求學時期的北大德文學系注重啟蒙文學與魏瑪古典文學的講授與研讀，尤以萊辛、歌德、席勒為主，與馮至本人的旨趣相當接近。馮至之所以修習德語，是出于對郭沫若譯介的德語文學，特別是1922年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興趣。在馮至看來，《維特》之所以流行，是因為“‘五四’時期一部分覺醒而找不到出路的青年與德國 18 世紀 70 年代狂飆突進運動中的人物有不少共同點，他們在這部充分反映狂飆突進精神的小說里得到了共鳴?！瘪T至在本科時期的書簡與習作中，同樣流露出此種孤寂與悲哀的情緒。1924 年 10 月，他在《文藝周刊》上發表《好花開放在最寂寞的園里》，認定“沒有一個詩人的生活不是孤獨的，沒有一個詩人的面前不是寂寞的……任憑他表面上，環境上，是怎樣不同，其內心的情調則有共同之巔，孤獨，寂寞?！痹?925 年 4 月致楊晦的信中，馮至寫道：“德國文學中‘make you strong’（按：使人堅強）的文字太多了……我愛的還是那幾位少見的薄命詩人 Hlderlin，Lenau，Heine（按：荷爾德林、萊瑙、海涅）……”

然而馮至并不曾在寂寞中凋零，而是學習著忍耐，仿佛已預感到在苦痛中的堅守終可造就純粹藝術之美。他在1924 年 8 月致楊晦的信中寫道：

“晦哥！為藝術！生活的藝術化太難了！只好把靈魂溶于藝術之中吧！……為藝術，你忍耐吧！”正是在這一學期，馮至讀到豪普特曼的《沉鐘》，預感到在“深的悲哀”中已有“新的方向”。孤寂與死亡的誘惑，不再僅僅是個體的哀訴，而是上升為藝術創作的母題，由此成為了美的源泉，而這一轉變卻是經由德語文學實現的。

1925 年 11 月，進入大三的馮至在《沉鐘》周刊發表《記克萊思特（H.Kleist）的死》，紀念 1811 年在柏林西南郊的萬湖邊舉槍自盡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大師海因里?！ゑT·克萊斯特。馮至筆下的克萊斯特是孤寂的，遍尋所求而不得，“左也是寂寞，右也是寂寞”，只留下“死”。但克萊斯特的死不是命定論下的頹喪，而是藝術的最后一次反抗，一如馮至在文中所寫：克萊斯特的一生“是一篇悲劇，一種不調和（Dissonanz）；他的一生是內心同外界的戰斗”，因此即便最終的結局依舊是在世人的不解與拒斥中隕滅，也留得“美”作為生命與藝術的結晶而永存，“哈孟雷特的精神在人間永在！浮士得的精神在人間永在！許許多多戰士的戰史在人間永在！汪湖（Wannsee）之畔的墓上的那朵奇艷的花也永無凋謝之一日，在人間永在了！”克萊斯特的苦痛與薄命，又何嘗不是“make you strong”的文字呢！而這也是馮至辦《沉鐘》的目標：“我們要在為人所不注視的苦寂中，自己弄出一點甜味來?！?/p>

1927年，馮至完成在北京大學德文學系的本科學業，在教了兩年書后，于1929年冬考取河北省官費留學名額，次年 9 月赴德國海德堡攻讀博士學位。初到德國的馮至心無旁騖，每天“早八時起床，九時出門，六時回家，將及四月，夜里只見過四五次的月亮”，并開始系統研讀德國著名詩人里爾克的作品。他傾心于里爾克如雕塑般的詩，出于內心需要而“一字不茍”地翻譯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但更重要的是，馮至在里爾克的身上讀到了將在日后不斷激勵與支撐他的信條：寂寞與忍耐、工作與等待。在 1931 年 9 月給好友威利·鮑爾（Willi Bauer）的信中，馮至寫道：“我們必須有耐心，并甘于寂寞，不抱怨也不嘆息。讓我們把里爾克的話牢記心間：他們要開花，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這就叫甘居幽暗而努力不懈?！币驗樗?，里爾克在巴黎“從他傾心崇拜的大師羅丹那里學會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

在時代的喧囂中回歸自我與內心，不隨波逐流或是貪戀一時的名利，而是以忍耐為志業，一邊涵養藝術的成長，一邊堅韌地守候，這是一種純潔的藝術的態度，也是在困頓中堅守學術的態度。堅守著、思考著、工作著，而不為時代的漠視與浮沉所攪擾，這就是馮至在他的學習時代從他傾心崇拜的大師那里所學會的：在寂寞中忍耐，在工作中等待。

“工作而等待”——這是馮至 1943年于昆明所做的紀念里爾克的文章的標 題 ，取自英國詩人奧登（W. H.Auden）1938 年在即將淪陷的武漢所做的十四行詩：“當我們悔不該生于此世的時分/且記起一切似被遺棄的孤靈/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個人/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一舉而叫什么都有了個交代?！保ü澾x）在奧登的筆下，抗戰陰霾下的中國猶如在沉默中靜待藝術成熟的詩人里爾克在幽暗中頑強地堅守、不懈地奮斗，直到多年后的勝利“叫一切都有了交代”。1932 年 8 月，馮至在給鮑爾的信中寫道：“中國的情況越來越壞。在我有生之年，我是不能指望中國能好轉了。但是我必須工作，拼命地工作，不用去問收獲?！笔曛?，在紀念里爾克的文字中，馮至再次堅定了“工作而等待”的信念，因為苦難的中國正需要這種精神：“但真正為戰后做積極準備的，正是這些不顧時代的艱虞，在幽暗處努力的人們。他們絕不是躲避現實，而是忍受著現實為將來工作，在混沌中他們是一些澄清的藥粉，若是混沌能夠過去，他們心血的結晶就會化作人間的福利?！?/p>

1935年夏月，馮至完成博士論文及考核，與女友姚可崑成婚，啟程回國，結束了他的學習時代。自 1939 年夏起，馮至出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教德語、講歐洲文學，鄧稼先、朱光亞、袁可嘉等都曾上過他的課。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復員，馮至于 1946 年 7 月返回尚未解放的北平，為在北大設立德語系而奔走。1947 年 9 月，《國立北京大學周刊》（第十二期）發布《西方語文學系添設德文組布告》，在新大二招收有德文基礎的學生，學習“德國文學史、小說、戲劇、作文等課”，至四年級則學習“小說、詩、歌德、現代文學、作文與翻譯等”，依舊以文學為根基，課程設置與三十年前幾無二致——這便是北大德語的學脈。1947年11月，馮至在給老友鮑爾的信中寫道：“盡管中國很亂，可是北平卻很平靜，老樣子幾乎沒有變化。北京大學沒有受到破壞。這學期開始我在為設立德國語言文學專業而奔忙。這事我已辦成。你有興趣到我們這里來嗎？……我們在北京大學是不會失望的?！毕嘈沤裉斓谋贝蟮抡Z系也不會讓馮先生失望。

（作者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長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