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語”抑或“西學”

清末京師同文館內教授、學習外語的師生

始建于同治元年（1862 年）的京師同文館，是清末第一所官辦外語學校，也是清廷向西方學習的肇始和體現。作為一所旨在培養翻譯人才的教育機構，外語教學自然是其核心任務。然而，隨著時代的推移，辦學者對外語教學的構想并非一成不變。在外語課堂上，“為何而學”“學什么”以及“怎樣學”，這些問題的答案總與時代背景、辦學者的視野以及統治階層的權力分配密切相關，呈現出微妙的互動關系。

一、成立初期：不可越雷池的外語教學

鴉片戰爭后，西方文化隨著堅船利炮的入侵，強行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在清政府內部，以恭親王奕為代表的洋務派逐漸意識到，不論愿意與否，與西方各國的外交交往已不可避免。加之在簽訂于咸豐八年（1858年）的《天津條約》中明確規定，英法兩國遞交大清的外交文件均以其本國文字為準，于是培養自己的翻譯人才便成為了清政府的當務之急。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 年 1月），奕等人在《統籌全局善后章程》中建議，挑選八旗子弟學習外國語文，以備翻譯之需。對于設館原因和必要性，奕這樣解釋道：“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他還進一步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在這一時期，西語僅被視為了解西方各國國情的工具，外語教學完全服務于外交實踐的需求，辦學者只是希望借語言學習，擺脫外交上的被動局面。

相應地，在京師同文館建館初期，人才培養目標被明確定位為外交翻譯人員的養成，其日常教學也嚴格局限于語言的教授和習得，絕對不容越界。在咸豐十年（1860 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的奏折中，京師同文館的倡議者奕多次強調，館中授課內容僅限于語言學習，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僅被排除在教學內容之外，更被視為洪水猛獸，需嚴加防范。

在招募同文館教員的過程中，清廷的態度也相當謹慎。最初，朝廷計劃責成兩廣總督和江蘇巡撫尋覓“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言語之人”，后來因為“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才不得已聘請洋人擔任教習。無論是在國內訪尋教習，還是后來改聘洋人，在整個招聘過程中，執教者的語言能力始終是選拔的唯一標準，對其文化方面的造詣則完全未作要求，更談不上尋訪具有學術涵養的專業人士了。

同樣，京師同文館對學生的最初考核也僅止于語言能力。同治四年十月，奕等人代表朝廷對京師同文館的首批學生（英、法、俄）進行考察。整個考試過程歷時九天，分為三場：首先通過筆試考核洋譯漢（翻譯內容為洋文照會）和漢譯洋（翻譯內容為各國條約的節選段落），隨后又特別增加了漢譯洋的口試環節（翻譯內容為奕等人密出的“漢話條字”）?？荚噧热輫@語言技能展開，考生只需提供“通體貫串”、忠實于原文的譯文即可，既無需對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也不必具有學術上的素養。

相關研究指出，初期的京師同文館是“一所以八旗子弟為學生構成，單純培養翻譯和培養單純翻譯的譯員學?；蛲庹Z學校”。在此階段，所謂“西學”尚未被納入同文館的教學體系，單純的語言教育一統天下。對于初創的同文館而言，“習西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迫于外交壓力的被動應對之舉。對于西學，辦學者不僅毫無興趣，甚至還懷有莫名的恐懼。這種只論西語，不言西學——更準確地說，是不準言西學的教育模式——主要是為了避免西方思想對傳統儒家文化和政治體制的沖擊，從而維護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確保政權的穩定。

二、天文算學館：增添一抹科學的色彩

雖然在同文館創辦初期，辦學者將外語教學嚴格限定于語言范疇內，禁止在語言教學中摻雜宗教文化等內容，奉行“學習語言且止于語言”的教育方針，但隨著與洋人接觸的日益頻繁，清廷中與異文化接觸較多者逐漸意識到，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著值得學習的方面。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 日），奕再次上奏，提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仍無俾于實用”。與之前單純為“求應對”而進行的語言培訓不同，以奕為代表的中國近代官方辦學者開始將目光轉向一些不會產生即時效用的根本之學。他們計劃在京師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另行招生，“延聘西人在館教習”，以求“洞徹根源”，還頗具遠見地提出“斯道成于上，即藝成于下”。這種對“道”（理論性基礎學科）與“藝”（應用性學科）的關系的闡述，表明當時的官方辦學者已對理論知識的重要性有了相當的認識。甚至，奕在奏折結尾處斷言，“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相較于同治初年同文館僅培養純粹翻譯人才的局面而言，同治五年（1866年）天文算學館的設立，為這所純“譯員學?！币肓丝茖W理論知識的新方向。與此同時，當局者的辦學動機也從初期為外交所迫、“求應對”的被動行為，轉變為以“求自強”為目的的主動追求。

對于整個京師同文館而言，天文算學館的建立無疑具有轉折意義，但這種轉變并未立即影響到館內的西語教學。根據同治五年（1866 年與 1867 年之交）的建館方案，同文館內的外語教學與科學教學被設計為兩個互不干涉的獨立方向：專攻語言的是十歲出頭的八旗少年，學科學的則是二十歲以上、功名在身且具備較好漢文基礎的滿漢舉人或低層官員。辦學者計劃為他們分別聘任教習，分館授課。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投考天文算學館者人數寥寥。即使將正途生員與監生雜項人員都納入招生范圍，同治六年（1867年）被召入天文算學館的學生也不過三十人。一年后，經過考核篩選，“尚堪造就者”僅剩十人，其余二十人被遣散出館。由于人數過少，天文算學館的學員與原本學習語言的少年八旗學生合并教學。同治七年（1868年），奕申請合并教學的奏章中雖有“一俟將來招考人數漸多，再行分別辦理”之語，但從后來的實際教學情況來看，奕對于天文算學館再度興盛的愿望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了。

據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回憶，此后同文館仍陸續聘用了天文、數學、國際公法、醫學與生理學等方面的教習，開設了相關課程。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歲考中，也出現了算學、化學、格物、醫學等方面的考核內容。既然在這段時間里獨立的天文算學館已不復存在，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測，這些科學課程的授課對象正是原來那些專習語言的少年八旗學生。這意味著，盡管專研科學的天文算學館未能長久維持，但西學仍以單獨課程的方式保留在同文館內，并逐漸成為譯員培訓的一部分，為原本專注于外交實務的語言教學添了一抹別樣色彩。

三、八年制課程：總教習與清廷的分歧

增建天文算學館的設想失敗后，同文館又推出了一套八年制培養方案。根據《同文館題名錄》記載，這一課程體系始于光緒二年（1876年），是中國近代首次將外語教學與西方科學知識系統結合的完整課程設計：

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

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

三年：講各國地圖，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

四年：數理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

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

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

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

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

與這套“由洋文而及諸學”的八年制課程同時制定的，還有“僅藉譯本而求諸學”的五年制課程。值得玩味的是，雖然課表中依然強調“至西語則當始終勤習，無或間斷”，但如果單以這份課程表中的文字為依據，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此時的同文館已從昔日的“譯員學校”升級為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或學院。因為在這份課程表中，語言的習得不再是教學的最終目的，而是與譯本一樣，僅作為“及諸學”或“求諸學”的手段。至此，“西語”與“西學”之間的主仆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顛倒。

然而，這份由“總教習會同各館教習”擬定的課程表，似乎并不能完全代表清政府作為辦學者的意圖。從后續教學實踐來看，在“西語”和“西學”的主次關系上，總教習與總理衙門似乎一直未能達成一致。

根據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八月的堂諭，總教習提出“洋文之奧窔，必賴雜學以貫通……泰西各國皆恃此為策富強之本”，并建議要求“各生于習學洋文外，必須兼習藝學”，有違者“不得由六兩升補十兩”。對這項只有加學西學才能加薪的建議，總理衙門雖予以采納，但特別強調“功課以洋文、洋語為要，洋文、洋語已通，方許兼習別藝。”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堂諭稱，總教習再次聲明“泰西各學堂固以語言文字為重，而其尤重者，則在算數、格、化諸學，專為富國強兵之助”，并自掏紋銀二十五兩，獎勵加學藝學的學生。為總教習行為所感，總理衙門也出銀五十兩，獎勵學藝優秀的學生，并允許他們去“各省局廠當差，或隨出使大臣出洋”，但并未表示整體教學方向要向西學方面傾斜。甚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續增同文館條規八條明確規定“近來有一人兼習數藝者，難免務廣而荒。且有不學洋文、洋語，僅習別藝，殊失當日立館之本意。嗣后諸生務令先學洋文、洋語，洋文、洋語通后，亦只準兼習一藝。”其實在光緒二年（1876 年）后的教學實踐中，盡管總教習丁韙良一直試圖將京師同文館引向現代化的大學或學院，但其主管上級總理衙門卻始終堅持培養譯員的宗旨，極力維持語言教學在同文館中的絕對主導地位，館中的各種西學課程僅被作為素質教育式的補充，就連館中的漢語教學也是為翻譯服務。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同文館的西學課程以理工類為主，與人文相關的僅“讀各國史略”一門，外國文學、外國哲學等課程則遠未被提上議事日程。

京師同文館的創辦與發展，不僅是中國官辦近代教育的開端，也是清廷在西方沖擊下尋求自保與自強之路的縮影。在同文館的外語教學中，首次引入了班級制教育模式，其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為外語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初步框架。從最初的“被動習西語”到后來對“西學”的主動追求，“西學”維度的引入為傳統語言教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學館的授課內容在搖擺間逐步豐富。然而，受限于清廷對學校功能的最初定位，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同文館被并入京師大學堂并更名為譯學館，都未能超越譯員學校的屬性，最終也未能實現其向現代化大學的轉型。館內教學內容始終局限于語言技能的傳授，未能實現向學術研究的拓展，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課程只是譯員培養過程中的輔助性補充，對于文學和文化的學術研究更是遠未進入辦學者的考慮范疇。這樣的局限性不僅反映了清廷對西學的實用主義態度，也預示了外語學科早期發展中的困境：如何在語言教學與學術研究之間找到平衡。在同文館的發展過程中，外語教學中實用性和學術性的矛盾初露端倪。這一問題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著包括同文館的承繼者譯學館、分科大學各外國文學門，甚至是國立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系的教學，成為外語語言文學學科建立過程中需要直面的核心問題。

（作者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講師。題圖為京師同文館舊址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