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鈞與北大圖書館學

劉國鈞先生著作的《可愛的中國書》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資料室成員與蘇聯專家合影。前排右二為劉國鈞先生，右四為王重民先生

劉國鈞先生是中國圖書館學領域“如泰山北斗一般的里程碑式學者”，他不僅是圖書館學理論家，還是著名的圖書館學教育家，曾四次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現信息管理系）系主任（代理系主任），對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教育發展起到了關鍵的奠基作用。

1947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成立，王重民先生作為首任系主任，一直致力于將“專修科”擴充為“系”。1949年，王重民向校方申請將圖書館專修科改為四年制本科，但因教授人才不夠沒有被校務會批準。隨后，王重民開始面向海內外學者招攬人才，但成效甚微。1951年2月21日，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召開座談會，研究圖書館學系學制設置的問題（《圖書館、博物館學系座談會記錄摘要》）。時任蘭州西北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的劉國鈞教授，憑借其在圖書館學界的卓越影響力，經由王重民的邀請，作為唯一一位外地圖書館學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并為北大圖書館學系的課程、教材編譯辦法和設備標準提供了寶貴的建議和指導，推動了北大圖書館學教育向更高層次邁進。

1951年4月21日，王重民組織召開北京大學“圖?？苿諘h”（《圖書館學專修科會議錄》，第33頁），計劃將專修科改為系，并擴充教師數量。在會上，王重民又一次提出：聘請劉國鈞、毛坤等人任教，但最終僅有劉國鈞一人成功進入圖書館學系。1951年8月，劉國鈞正式調入北京大學。8月22日，劉國鈞在圖書館學系暑假第一次系務會議上被任命為代理系主任（《圖書館學專修科會議錄——圖書館學系暑假第一次系務會議》，第57頁）。劉國鈞的到來為北大圖書館學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專業力量。

1951年7月，馬寅初校長主持召開新一屆校務委員會會議，并報告了新的院系調整計劃，明確說明：“原圖書館專修科改為圖書館學系”，并且“已報教育部審核”（《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37頁）。8月，劉國鈞被任命為圖書館學教研室主任，開始全身心投入到新教學計劃的擬定過程中。在1952年，全國開始大規模調整高等學校的院系設置，這次調整對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教育體系產生了強烈沖擊，剛剛被批準的“圖書館學系”被迫降回“專修科”，修業年限壓縮至兩年。但是隨后一年的實踐表明：“政府機關、科學研究機關以及正在蓬勃發展的高等學校的圖書館（室）或資料室對于干部的需求是同樣迫切，甚至有的是更加迫切的，同時對干部的要求在技術方面、文化程度方面亦比較高，因為需要其有較高層次的造詣。為了適應這一需要，1953年9月教育部批準將圖書館專修科由兩年制改為三年制?！保ā蛾P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專修科方針任務問題的意見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同意北大圖書館學專修科改為三年制的復函等有關材料》，第1頁）直到1956年11月，高教部才決定將圖書館專修科改為圖書館學系，開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50年代的北大圖書館學系身處時代洪流中，為了應對時代的變化，劉國鈞與系主任王重民一起，通過調整教學模式、轉變學科方向、變革師資隊伍培養方式等一系列富有策略性和前瞻性的措施，有效地積蓄了學術力量，為特殊歷史語境下的學科發展提供了中國式解決方案。

一、教學模式轉型：蘇式專業化與本土實踐結合

1953-1954學年第一學期，“圖書整理方法教研室”成立，劉國鈞作為教研室主任，制定了新的教學計劃。在當時全國學習蘇聯的歷史背景下，劉國鈞一方面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搜集了大量“蘇聯圖書館目錄參考資料”，如莫洛托夫圖書館學院的“圖書館學教學大綱”和“圖書館目錄”教學大綱、葛里格里耶夫教授的“圖書館藏書組織”、蘇俄文化部的“圖書著錄系統規則”等（《圖書館學1953年度第二學期工作計劃》，1953年；《圖書館學系?？脐P于兩年來教學改革工作的基本情況總結及培養學生規格的四個方面》，1954年），為后期編譯教材奠定了基礎。此外，劉國鈞還設立了專門的翻譯小組，“一共翻譯出了一篇字順目錄組織法、一本目錄學教學大綱，一本區立圖書館工作人員進修班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一本村立圖書館工作人員訓練班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一篇目錄學論文，一篇圖書補充論文，一篇‘圖書館員雜志社論’。共約十四五萬字。對分類、編目兩門課增添了很多材料?！保ā秷D書整理方法教研室1953-1954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總結》，第4頁）另一方面，劉國鈞多次強調將學習“蘇聯模式”與中國圖書館學教育實踐相結合。他指出：“必須使圖書館學和目錄學成為教育學領域內的特殊的專門學問，具體方針是，總結我國圖書館工作與建設中的成就，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整理我國目錄學和圖書館學的遺產，學習蘇聯圖書館學與目錄學先進的理論與實踐，聯系我國實際，以解決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使圖書館更好地為國家建設、科學研究和人民需要服務，并使我國的圖書館學、目錄學與圖書館工作在世界文化寶庫中有所貢獻?！保ā秷D書館學系發展圖書館學目錄學十二年規劃（草案）》，1954年）劉國鈞還積極尋找教學方法的突破性革新。在1952-1953年度第二年級“圖書分類學”的教學計劃中，劉國鈞開創了“課堂講授、討論實習和質疑答疑”的教學新形式，“廢棄每周講課實習各一次的機械辦法，而采用了‘分段配合法’，即每講完一個有實習內容的小單元后，再予以實習，在課程結束時給以一次須（需）要貫穿本學期全部課程內容的實習。這樣便體現了用實習來鞏固理論知識這一教學方法原則。此外，由于指導實習的教員只擔任這一門課，有時間改實習作業，并且能在每一次實習時將上一次實習考卷發還，并做出總結，指正實習中錯誤，因而也就幫助了學生們進步?！保ā秷D書館學系專修科1953年度第一學期工作總結、第二學期補充計劃》《整理方法教研室1953-1954年度第一學期工作總結等材料》）“圖書分類法”課還預先準備實習提綱、印制實習資料，方便學生預習。新的教學方法不但鞏固了課堂講授的理論，有效避免了講授與實習脫節的問題，而且還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熟練技巧的能力。這種“理論-實踐-反思”的三階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課程滿意度有了顯著提高。

在“三階教學模式”的基礎上，劉國鈞繼續整合蘇聯圖書館學模式與中國實踐需求，采用“講助進修”的方式培養師資。通過加強理論學習，定期召開“講助進修座談會”、定期安排個別談話、適時推薦青年教師去蘇聯進修等形式，使教師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這些舉措使老師們參與到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學計劃的制定過程中，激發了年輕講助的積極性，逐步使每一位年輕講助明確努力方向，使得新老教師的關系更加密切，從而全面提升了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為圖書館學教育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學科定位轉型：從漢代“七略”走向現代“圖書分類學”

圖書分類法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鴉片戰爭后，西方的科學、哲學和技術涌入中國，原有的分類方法已不能通用，迫切需要修訂新的分類體系?？墒钱敃r所編擬的各種分類法中沒有一個能夠成為通行的分類法。

劉國鈞作為留美學生，深受《杜威十進分類法》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科學分類標準的影響，他主張打破傳統藏書樓目錄理念，明確指出：“圖書分類原為研究學術而作，故宜以學科分類（即論理的分別）為準，但因書籍實質上之特點不能此處合于論理，故不得不稍加變通，而參以體裁的分別。至于地理、時代、語言等分類標準亦酌用之?！保ā吨袊鴪D書分類法·導言》《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版》，金陵大學圖書館，1936年，第Ⅳ-Ⅷ頁）他在傳統分類法的基礎上引入科學哲學的思想，用辯證唯物論作為基礎來進行分類體系的編排和類目的設置，并將這一新理念應用于“圖書分類法”課程講義的修訂中。在1953年出版的專著——《圖書怎樣分類》中，將“分類前的準備工作、分類工作的具體步驟和分類一般規則和各類圖書的具體分類規則”逐一詳細論述，使得該教材迅速被文化部指定為全國圖書館員培訓標準用書，與舒翼翚翻譯的《蘇聯大眾圖書館工作》共同成為當時“全國圖書館工作者僅有的兩部學習業務讀本”。這使得當時北大圖書館學教育既契合科學哲學理念，又傳承了中華典籍整理的精粹，還為學生的學習實踐豐富了參考書籍。

三、學術創新成果：《可愛的中國書》

到北大工作后，劉國鈞應邀撰寫《可愛的中國書》一書，希望通過這本小書使讀者能夠愛好書籍、目錄學和祖國，他將這一思想系統移植到1956年“中國書史”課程中。他在書中寫道：“現代書籍所以能出現的三個主要條件：紙、雕版和活字印刷都是我們中國人最先發明，然后傳布到世界各地去的，都是我們中國勞動人民對世界文化最有光輝的貢獻?！保ā犊蓯鄣闹袊鴷罚I書局，1952年1月）通過《可愛的中國書》，劉國鈞不僅確立了中國書籍史研究的本體論框架，更塑造了圖書館學教育的民族化范式，使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在中國文化史研究領域獲得了不可替代的學術地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教育本土化轉型期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等教育體系重構的特殊時期中，劉國鈞先生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學科初創時期的重要管理者與建設者，以其卓越的學術領導力和前瞻性學科視野，實現了學科建制創新與人才培養實效的雙重突破，不僅奠定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教育的學術根基，更為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專業化發展提供了關鍵支持，其開創性工作至今仍影響著我國信息管理學科的發展軌跡，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學教育體系作出了奠基性貢獻。

（作者為北京大學檔案館技術編研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