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燕南園到珞珈山
珞珈山下的武漢大學校園
四月的珞珈山，櫻花漸落，紫藤與海棠爭相綻放。走在武漢大學校園的小路上，我不禁駐足欣賞那粉白相間的海棠與垂掛的紫藤花串。不知不覺間，我從北大來到武大已整一年。在這春日時節，海棠與紫藤蘿同時點綴著珞珈山與遠方的燕園，仿佛上天在兩座校園間搭建的一座花橋。入職之初，常有友人問：“武大真的像北大嗎？”——這個“莞莞類卿”的現代版問題最初只是玩笑，卻隨著我對珞珈山的了解日漸深入，轉化為一個關乎兩所高校學術傳統、文化基因和育人理念的深刻思考。
燕園與珞珈：兩大學術傳統的歷史淵源
從歷史溯源看，北大與武大雖起點不同，卻有著相似的發展軌跡和學術追求。北大始于 1898 年的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開創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先河；武大則源于1893年的自強學堂，是張之洞興辦的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學府之一。兩校均誕生于中國面臨嚴峻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肩負著培養人才、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
這種相似的歷史使命塑造了兩校相通的學術氣質，北大、武大都是“常為新的”。蔡元培校長執掌北大時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確立了北大自由探索的學術傳統；而武大“自強、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訓，同樣彰顯了追求真知與開拓創新的學術精神。胡適、傅斯年、馮友蘭等學術大師在北大奠定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范式，而在武大，辜鴻銘、李四光、李達等名家樹立了嚴謹治學的典范。兩校在人文學科上形成了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呼應的學術傳統。
北大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簡稱“區研院”）是我學術生涯的起點。區研院坐落在燕南園66號，吳文藻冰心夫婦和朱光潛先生曾先后在此居住，三位大家分別開辟了社會學“中國化”、開啟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先河、為中國現代美學拓荒，這里本身就是學術精神的一種象征。作為區研院首批博士生中的一員，我深刻體會到北大區域與國別研究院“跨學科”的育人理念。我入學時，世界史領域的錢乘旦教授是院長，他提出區域研究的范式重構，鼓勵我們打破傳統學科界限，融合語言、歷史、政治、經濟等多元知識體系，形成對區域問題的整體性認知。這種跨學科視野為我們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引導著我們不斷探索與創新的學術道路。我的導師寧琦教授引領我們從語言學視角深入理解外語學科的邊界性與跨界性辯證統一的學術哲學。在寧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們充分認識到語言不僅承載著不同文化的認知體系與思維模式，更是連接不同知識領域的關鍵紐帶。通過解構語言背后的歷史語境、文化邏輯與思想傳統，我們方能在區域研究中超越表層現象，觸及事物本質。這種將語言學、文學理論、歷史學與政治學等多學科視角融會貫通的研究范式，使我們的學術探索能夠在微觀文本分析與宏觀歷史脈絡之間自如游走，構建起更為立體的學術視野。
從理論到實踐，在國際關系領域翟崑教授的指導下，我們探索了學術研究與公共話語的有機結合。翟老師主導創辦的“燕南 66”澎湃政務號不僅是發表時事評論的渠道，更是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學術場域。他強調，區域與國別研究應走出象牙塔，關注現實問題、參與公共討論、服務國家戰略。這種連接學術與社會的研究理念，使我們能夠用專業知識解讀復雜國際現象，實現知識的社會價值?！安┩煜隆辈┦空搲瘎t成為不同學科視角交匯碰撞的思想平臺，進一步豐富了我們的研究維度。微信群“PKUIAS大集合”里的各位老師也為我們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無微不至的支持，從學術活動的組織到生活上的關懷，都體現了區研院如家般溫暖的學術氛圍。正是這段強調傳承、創新與跨界的燕園歲月，奠定了我在學術上的基礎。
學術氣質的異同：一種雙城記憶
來到武大后，我逐漸感受到兩校雖有諸多相似，卻各自形成了鮮明的學術個性。這種差異美美與共，是兩校各自歷史選擇和地域文化長期浸潤的結果。源流傳承賦予了兩校不同的起點和氣質。北大從京師大學堂走來，見證了晚清、民國到新中國的各個時期，在多個歷史關頭扮演了思想文化變革的關鍵角色，這使其形成了敢為天下先、引領思想潮流的傳統。武大則從自強學堂發展而來，在抗戰烽火中幾經輾轉，鑄就了自強不息、厚積薄發的學術品格。在武大老圖書館翻閱那些抗戰時期的珍貴資料時，我仿佛能感受到那種在艱難環境中堅守學術尊嚴的精神力量，這與我在北大圖書館感受到的思想啟蒙的力量形成了互補。
北大研討課上，我常被那種敢于質疑權威、鼓勵獨立思考的氛圍所感染；而在武大課堂里，我則欣賞到了扎實的學術訓練與深厚的學科傳統。北大培養了更多引領思想變革的“啟蒙者”，而武大則造就了眾多扎根學術、潛心鉆研的“探索者”。在百年校史中，兩校都在各自擅長的領域不斷拓展邊界。
地域文化也深刻影響著兩校的精神氣質。北大位于古都北京，承載著更多的政治期待和歷史責任，學術研究往往與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緊密相連；武大則坐落在“九省通衢”的武漢，兼具北方的厚重與南方的靈秀，這種地理位置賦予它開放包容的視野。北大如同北京城一樣凝重深厚，武大則如同長江一般奔流不息。
珞珈山下的新探索
帶著對兩校學術傳統的思考與比較，我開始了在武大的教學與研究之旅。初來武大，校園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對我來說都充滿了陌生感。適應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武大厚重的學術傳統。武大外院同事們熱情介紹外院的歷史淵源——辜鴻銘、聞一多、朱光潛曾任教于此，齊邦媛、葉君健曾在此求學，這些歷史片段讓我感受到站在一個底蘊深厚的平臺上的分量。
第一次登上武大講臺時，面對珞珈山學子求知的眼神，我既緊張又激動。他們勤奮好學：課上踴躍發言、課后認真請教，如此種種都讓我深受感動。通過參加院里組織的各類學術活動，我逐漸融入了武大多元的學術生態，并欣喜地發現，兩校雖各有特色，卻都在追求學術卓越的道路上各展所長。去年冬天，在櫻頂咖啡館讀書時，望著窗外安靜而熟悉的校園，我忽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歸屬感。那一刻，珞珈山不再是陌生的風景，而是我新的精神家園。位于珞珈山側船山路的武大外國語言文學學院也不再只是工作單位，而是我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大人”身份與“珞珈人”身份在我身上融合，讓我能從更全面的視角看待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
學術之橋
關于“莞莞類卿”的問題，經過一年的雙校體驗，我的答案是：相似而不相同，互補而共生。相似的是，兩所學校都承載著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責任；都有著深厚的人文底蘊與求真精神；都培養了推動中國發展的杰出人才。不同的是，北大更像一位思想先鋒，引領思想變革的潮流；而武大則像一位沉穩學者，在傳承中創新，在厚積中薄發。
這種差異與互補不僅存在于兩校的歷史傳統中，也在我個人的成長經歷里留下了深刻印記。在燕南園 66 號，我是求知的學子；在珞珈山上，我成為知識的傳遞者，這兩種身份的轉變豐富了我的學術人生。這種角色的轉換與視角的拓展，讓我的學術之路更加豐富多彩。我慶幸能同時擁有這兩段珍貴的經歷，在燕園與珞珈之間架起一座小小的橋梁，傳遞著兩校之間的學術對話與情感交流。
春風吹過珞珈山，凌波門外波光粼粼，我的思緒卻飄向千里之外的未名湖。兩座湖，兩所大學，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交織成一幅美麗畫卷。無論是“莞莞類卿”還是各有千秋，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瑰寶，在各自的歷史長河中為培養人才、推動學術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我，有幸成為連接這兩所學府的一粒微塵，見證它們的過去，參與它們的現在，憧憬它們的未來。這或許就是學術之旅最大的饋贈。
（作者為武漢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2024屆博士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