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女性，勇敢向前沖

1921 年 8 月，重慶女二中部分女生剪發后合影，右二為劉尊一。（資料來源：《老照片》第5輯，山東畫報出版社，第41頁）

1920年9月，蔡元培領導下的北京大學開始正式招收女生，開中國近代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最初，女生主要集中在人文學科各專業。不久，其他學科都有了女生的身影。但與人們想象不同的是，女生人數較少的專業，并不是艱深難學的理工科，而是政治學。這多少會有些令人意外。從北大政治學第一屆本科生招生到1949年的40年間，有案可查的畢業生約700多名。其中，1949年之前招收的政治學系女生大約12名，確認畢業的約7到8名，只占全部畢業生的1%左右。

一、值得認識的早期北大政治學系女生

1.劉尊一（1904-1979），四川合江人。中學時代就表現出追求新思想和婦女解放的勇敢。1921年，她曾與同校女同學一起帶頭反抗四川地方軍閥政府禁止婦女剪短發的規定，并在剪短發后留影以示抗議。

1923年，劉尊一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5年升入政治學系本科。她是北大政治學系錄取的第一名本科女生，也是北大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

由于參加革命活動，劉尊一沒能從北大政治學系畢業，但她卻有著多彩傳奇的人生。讀書期間，她不僅參加學校的各種女生聯誼活動和學術活動，還積極參與了李大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1925年她在爭取關稅自主的游行示威中受重傷，“1925年12月26日北大學術研究會慰勞會員劉尊一、張經，二君為爭關稅自主，被爪牙打傷，近始痊愈”（見《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77頁）。

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中，劉尊一也受了傷。此后，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她從北大政治學系轉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繼續讀書。1922年建立的上海大學是上海左翼進步活動的重要陣地，多名共產黨人在此校擔任領導和教員。劉尊一轉入上海大學后，與全國學聯主席、原北大國文系旁聽生、共產黨員何洛結婚，并在周恩來領導下，擔任了中共江浙區委婦委會的部長。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學校被查封，她與何洛一起被捕。何洛被處決，劉尊一因有身孕免于死刑。后由其同學向當時的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桂系反蔣派的重要人物潘宜之疏通營救。潘宜之設法將劉尊一保釋出獄后，愛慕其才，與之結婚。1928年，劉尊一曾赴日本留學，但因照顧何洛烈士的遺孤而未完成學業。1932至1934年，她赴英國學習教育學；抗戰期間參加抗日活動，同時做統戰和情報工作，受到周恩來的肯定；新中國成立后在重慶多所大學任教；她出版過《學生運動與救國教育》《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民眾教育》《社會學》《新教育概論》等著作。1979年，劉尊一因病去世。

李英本科畢業照

2.李英（1906-？），廣東番禺人，1926年考入北大政治學系，1930年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是北大政治學系第一個本科女畢業生。

畢業后她繼續選修法文一年。遺憾的是，她后來的發展軌跡不明。有回憶說她后來回到了廣東教書，也有人說她出洋留學了。在那個時代，能堅持完成學業，那應該是一位有主見的知識女性。

3.周佩蘅，貴州人。1927年考入北大政治學系，1931年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

畢業后，周佩蘅先到貴州教小學，后回北平“大中公學”

（今北京市第22中前身）任教至1948年。大中公學是北大師生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于1924年創建、以光大中山主義為宗旨的中學，第一任名譽校長是蔡元培。

紀清漪本科畢業照

4.紀清漪（1904-1998），河北獻縣人，幼時跟隨家人遠赴黑龍江。1927年考入北大政治學系本科，1931年畢業。紀清漪是清代著名學者紀曉嵐的直系后人，讀本科時，便表現出專業敏感性和政治熱情。她參加了愛國組織“新東北學會”，負責編輯《華北日報》旗下的《新東北》（半月刊），并把自己在北京大學的地址作為刊物的通訊地址。

192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報刊主編那里看到了日本田中首相于1927年“東方會議”后呈給日本天皇的奏章《對滿蒙的積極政策》（后被稱為《田中奏折》），其內容包括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詳細設想和全面計劃。出于專業素養以及對東北問題的持續關注，她十分敏感和警覺，設法借出這個文件，連夜找同學抄寫趕印，第二天向各主要媒體和一些政府機關寄發，使《田中奏折》主要內容公布于眾，引起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震驚。（當然，《田中奏折》的披露，可能并不止紀清漪一個線索）紀清漪還與新東北學會合作，將《田中奏折》的節譯印成單行本發行。在長達14頁的序中，紀清漪呼吁道：

“我們讀完這本書，應該知道日本的侵略東北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千辛萬苦也要達到的。中國的當局，民眾，總該醒覺了，利刃當頭，還在瞌睡嗎？”

畢業后，紀清漪曾在北京市女二中兼任國文教師，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葉嘉瑩就是她那時的學生。1932年她開設了律師事務所，成為京津地區第一個執業女律師。1936年，她幫助起草營救愛國七君子的通電稿，以立法委員和律師代表大會代表的身份，積極參加抗日活動。抗戰勝利后，她為美軍暴行的受害者奔走呼吁。北平解放前夕，做了很多爭取和平解放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參加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的司法改革和清理法院積案等工作，擔任《法學詞典》的編委。1998年1月11日，紀清漪在北京逝世。

馬玨

5.馬玨（1910-1994），浙江寧波人，1928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0年升入北大政治學系本科。少時在北平孔德學校讀書時就顯露出才華，曾在?？习l表《初次見魯迅先生》。魯迅極為欣賞她的才華，在日記中多次記錄與她的交往。她的志向本來是農科，但預科畢業后，她按照父親馬裕藻的建議報考了政治學系，希望做中國的女公使。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發生后，馬玨參加了“北大慰勞上?？谷諏⑹磕季鑸F”，與同學一起上街募捐（見《北平晨報》，1932年3月3日）。除了學業之外，她還學習昆曲、話劇表演等，曾因為相貌和氣質而聞名，屢次登上雜志。

20世紀30年代開始，北大政治學出現了學術“中興”時期，政治學系一時名師云集，國際關系和外交史研究在全國領先。但遺憾的是馬玨沒有完成學業成為女外交官，于1933年退學結婚。

6.朱兆蘭，1931年由北平篤志女子中學考入北大政治學系，1935年畢業。曾在《合作與農村》雜志1936年第3期發表《新俄的農人》。

7.王義萼，河北正定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1年升入本科。因本科期間多門考試成績不及格，1934年退學。

8.劉琴如，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政治學系，1946年10月被分到北大政治學系讀4年級。但在后來北大畢業生同學錄和政治學系同級學生的畢業論文目錄中未見她的名字。經查閱北京大學學籍檔案，她曾辦過休學手續，至于是否復學并最終完成學業，暫不能確定。

9.高月尊（1922-？），山東濰坊人。1943年考入日本占領北平時期的偽“國立北京大學”。1946年10月由“北平臨時大學”分到北大政治學系3年級，她的名字曾出現在北京大學1947年“應屆畢業生名單”中，但在北大檔案館學籍卡中顯示她在這年留級。她的名字也曾出現在北大政治學系學生會于1948年7月編印的《師生通訊錄》中，但目前沒有查到她的畢業信息。

10.楊桂馨（1925-2006），后改名為馬駿，天津人。1945考取日本占領北平時期的偽“國立北京大學”，隨即在日本投降后參加了“北平臨時大學”的補習。1946年被分到北大政治學系2年級。1946年12月，北平發生了駐華美軍強奸北大女學生事件。作為北京大學女同學會的會員，她與同學一起組織北京大學的抗暴活動，并發起了全國性的抗議美軍暴行、要求國民黨停止對學生的迫害的聲勢浩大的運動。1947年10月她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194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畢業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外交研究室讀研究生，之后留校任教；1955年至1964年，調任外交學院國際法教研室；1964年至1969年任職于外交部國際法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社會哲學科學部法學研究所；1980年回外交學院國際法教研室任教，成為中國大陸較早招收國際法專業研究生的教授之一；她還擔任了中國國際法學會秘書長、常務副會長，是蜚聲海內外的女國際法學家。

11.萬之敏，1945年考取日本占領北平時期的偽“國立北京大學”，1946年由“北平臨時大學”分到北大政治學系1年級。正常情況下應于1950年畢業。

12.湯運如，1949年9月考入北大政治學系，正常情況下應在1953年畢業。

以上萬、湯兩位同學不計入1949年前畢業女生的數據中。

二、她們為什么是勇敢的？

1949年前，北大政治學系的女生不僅是其所在的法學院3個系（法律、經濟、政治）中最少的，甚至比同時期理工科院系的女生還少。比如，1931年北大共錄取新生109名，其中男生100名，女生9名。9名女生的分布是：文科4名，理科3名，法科2名，法科的這2名女生，也不在政治學系【見《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第一冊），第600頁】。又比如，1935年，全校4個年級共有學生926人，其中男生890人，女生36人。女生的分布是：文學院15名，理學院14名，法學院僅7名。法學院的7名女生中，3名在法律系，4名在經濟系，沒有政治學系的（同上，第614頁）。再比如，1947年北京大學錄取的1年級新生中，理學院女生高達41名，農學院錄取了8名女生，工學院錄取了11名女生，文學院和醫學院女生數量則更多。而這一年法學院1年級新生只招收了10名女生，其中法律系4名女生，經濟系6名（北京大學檔案全宗號一，案卷號MC1947）。

1949年之前政治學專業女生少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幾點：

首先，女性不得參加文官考試的規定，影響了女性報考政治學專業。從京師大學堂開始，政治學專業的職業取向就與從政高度相關?？婆e制廢除后，很多人選擇政法科，認為這一專業離原來的“學而優則仕”道路最近。晚清翰林院侍講惲毓鼎在1905年科舉制廢除那天為之嘆息喊悲，第二天就決定讓其長子趕快“研究政法學，為他日致用之道。”（見史曉風點校《惲毓鼎澄齋日記》）。不能走科舉之路，就去學政法——成為當時一個重要的替代性選擇。從民國時期北大政治學畢業生的就業去向看，任職于各級政府機構的人數多達40%以上。這既是最初政治學專業設置的價值取向之一，也是很多學生的自我職業定位。但1913年《文官考試法草案》依然規定“民國男子年滿21歲以上者，得應文官考試”，一直到1929年8月新的《考試法》頒布，才在制度上取消了女性不得參加文官考試的規定，但其影響卻已生成。1931年中華民國舉行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始有女性報名。1935年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時，才第一次有女性通過考試【見楊學為主編的《中國考試通史》（第四卷），第215頁】。女性從政難，對女生選擇政治學是一個制度設置上的限制。

其次，對女性學術能力的偏見使女性在政治學界的學術發展空間很小。比如1916年成立的很“西化”的中國政治學會，居然也以怕女子學問聲望不足、影響該會名譽等理由不招收女會員。1923年上?！秼D女雜志》第9卷第5期的《政治學會不開女禁》就“批評”道：“政治學會……近擬征求女會員。前日已發出通知，先征各原有會員之同意，刻接得復函多件，對于此事，多不甚贊成，其所持理由，甚不一致，有謂女子學問聲望不足者，亦有以恐于該會名譽有關為辭者?！?/p>

第三，政治學不是當時女性做教師的最佳專業選擇。雖然做中學教師是那時知識女性常見和適合的職業選擇，但是擔任國文、外語、歷史、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科的教師，才是最多和更容易的選擇。即使在專業選擇不定時，還可以先報考更寬口徑的教育學系。從資料看，極少有在中學教授政治或“黨義”課的女教師。

總之，那個時代政治學系的女生需要面對很多困難和不確定性，包括學業的要求、就業的限制、學術空間的狹小、性別歧視、家庭負擔以及以男子為主的職場競爭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早期北大政治學系女生表現出的勇敢表示敬意。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