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讀懂中國的“脈絡”和“因緣”

紅船精神是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圖為南湖革命紀念館中的紅船。

“讀懂今天的中國，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 2021 年夏天給北京大學留學生回信中的一句話，此后廣為流傳。這句話在信中自然有其針對性，是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之際鼓勵海外友人了解中國國情，特別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如今看來，以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為基礎，進而把握“中國道路”其所由來、其所向往，既是居域外觀中國的主要視角，也是我們作為“中國人”自我定位的核心取徑。至于具體如何把握，在筆者看來，可能需要把握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的基本歷史線索，即所謂“脈絡”，同時也要嘗試去理解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因果邏輯，即所謂“因緣”。而這即是本文之立意所在。

一、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集中體現了近代中國的社會共識

晚清以降，因列強侵逼、內爭不息，中華民族遭遇國家蒙辱、民眾蒙難、文明蒙塵的至暗時刻。昔日那“天朝上國”的自尊乃至虛榮逐漸被一片片打碎在地，中國逐漸被貼上了“萬事不如人”的落后國家、“劣等民族”之標簽。而傳統“精英階層”以中體西用、謀求自強為準則的“改革”，在庚子、辛丑后基本失去合法性。中國人進入到一個失卻重心和方向感的過渡時代。正如梁啟超在 1901 年所言：“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為何狀也。雖然，為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沖激，為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于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于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時代特質造就時代精神。正是在這種苦痛、糾結的思想大環境中，中國社會逐漸凝聚起幾股強大的社會共識。這些根本訴求如同地火奔涌，最終匯入中國共產黨所高舉的旗幟之下。這種社會共識或者說根本訴求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對“救亡圖存”的追求。一個國家要真正實現發展，先決條件常常在于實現民族獨立、成為統一的現代國家。鴉片戰爭之后，一系列的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使中華民族淪入受列強欺凌、壓榨的悲慘境遇，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在甲午、庚子之后，亡國滅種的危機感長期籠罩著中華大地；辛亥革命后，這種社會心理依舊沒有得到紓解?；诖?，民族主義思潮在民國初年大行其道。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本身就是民族覺醒浪潮的產物。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綱領，特別是明確將斗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回應了億萬民眾最深切、最迫切的呼聲。中國共產黨則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民眾反帝愛國的強烈訴求深度結合，開辟了一條獨特的民族解放道路，其關鍵在于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基石，深刻揭示列強侵略本質是資本主義擴張的必然結果，并指出其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勾結，共同構成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正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著作中談到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成功將民族危機納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分析框架，為反帝反封建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武器。

其二是對“振興中華”的追求?！奥浜缶鸵ご颉?，是在中國幾乎人盡皆知的說法。曾幾何時，中國這個所謂“泱泱大國”在鴉片戰爭后逐漸陷入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悲慘境地。因此從根本上擺脫落后，實現國家富強成為近代中國各個階層、群體共同的夢想。洋務派的求強求富，維新派主導的變法圖強，革命派的“振興中華”，以及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救國濟世的主張，都曾為中國人所推崇。但在四分五裂、戰火頻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家富強是難以真正實現的。因此，如何完成國家統一一直是無數仁人志士殫精竭慮的奮斗目標。而中國共產黨在登上歷史舞臺后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實際相適應，強調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有機結合，自覺承擔起領導人民群眾振興中華、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國防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其實也是對國人富國強兵之熱切期望的回應。

其三是“社會平等”的追求。近代中國在內憂外患中社會矛盾異常尖銳。鄉村里大量農民破產，城市里勞工階層遭受剝削欺壓，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在外國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的擠迫下生活困頓。這種普遍的“貧困化”問題，使得變革舊制度、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成為近代中國民眾最迫切的訴求。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都反映了這一訴求。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起便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共產主義為根本目標。而在政治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根本宗旨，以追求社會平等，保障和改善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從土地革命到減租減息，從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化，中國共產黨奠定了社會平等的社會基礎和制度基礎。而在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追求“社會平等”的嘗試也曾走過彎路，其“左”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社會平等”這一社會訴求的過度反應和嚴重誤讀。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總結經驗教訓，終于意識到實現社會平等、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立足點應是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種政策轉向，深刻體現了對近代以來民眾追求公平正義之歷史性訴求的莊嚴承諾與不懈奮斗。

二、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與當代國家制度形成深層互構

讀懂中國，另一核心維度即在于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制度之間的內在統一性；或者說，要充分理解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政治屬性對中國國家制度的決定性影響。

黨的政治屬性決定了國家制度的“靈魂”和“方向”。作為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根本政治立場。這一政治屬性是新中國國家制度設計的“價值原點”，決定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靈魂，深深嵌入國家制度的設計與運行之中。早在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陜甘寧邊區等根據地以“三三制”原則組織抗日民主政權，已經孕育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早期形態，積累了寶貴的政治經驗。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綱領，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創造性地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召開，中國共產黨制定并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原則，從法律上保障了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是今天“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礎。正是在這樣一套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政治框架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通過法定程序，在國家政治生活的關鍵環節中發揮了領導核心作用，保障了國家權力機關始終不偏離“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要求，確保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與人民意愿高度統一。

在此基礎上，黨的組織原則塑造了國家制度的根本運行機制。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其科學內涵被創造性地運用于國家機構的組織與運行之中，對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高效運轉起到關鍵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戰爭創傷嚴重、經濟基礎薄弱、社會百廢待興的嚴峻局面，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所凝聚起的全黨全國強大合力，中國共產黨人才能領導人民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成功完成“三大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國家發展奠定重要的物質和制度基礎，展現了這一原則下國家制度的政治效能。又如，在中央與地方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上，我們黨既堅持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證國家政令暢通、令行禁止，又賦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權，鼓勵地方結合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這種基于民主集中制構建的國家制度安排，其顯著優勢在于有效實現了民主決策與高效執行的辯證統一：在決策過程中能夠廣泛聽取民意、集中民智，確保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決策一旦形成，則能通過組織嚴密、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迅速有效地轉化為實踐和行動，避免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偏弊。這正是“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的要旨所在。

與此相應，黨的性質與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靜態的，而是雙向的、動態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制度是黨的執政依托與治理載體。如前所論，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例如，“五年規劃”等中長期規劃由黨中央提出建議，經全國人大審議批準后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發展藍圖；重大改革方案經黨中央討論、議定后，由國務院或相關部門制定具體法規推動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為我們黨整合民意、協調各方利益提供了制度化平臺，確保黨的決策具備廣泛社會基礎。黨對國家與社會的領導，必須依托并遵循國家制度體系。國家制度不僅為黨的領導提供了合法性支撐，也對其形成規范性制約。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活動有著明確要求，即黨的領導是“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審計制度、監察制度的完善，強化了對權力運行的監督，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干部必須依法履職、接受監督，這就形成了“領導核心”與“治理體系”間的互補，推動了黨的執政方式及自身建設的改革創新，這對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有重要促進作用。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深刻塑造了中國的社會現實

讀懂中國，終究要落實到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把握，而這其中的關鍵即在于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具體而深刻的影響。

首先從政治建設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全面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現代化以人民民主為核心，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展現出強大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執行力。從制定和實施一個個五年規劃（計劃）這樣著眼長遠的國家發展藍圖，到舉全國之力建設三峽工程、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從統籌協調開展精準扶貧到應對自然災害等各種復雜局面，均體現出強大效能。同時，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將民主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貫通于基層治理與國家立法，浙江“楓橋經驗”、北京“小院議事廳”等模式成為生動范例。此外，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刀刃向內的政治勇氣，深化執政能力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2012-2024 年查處省部級干部超 500 人，這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支撐。

從經濟建設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現了發展奇跡與體制創新的雙重突破。黨領導的經濟現代化創造了增長奇跡與制度范式。新中國成立初期建成獨立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實現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1978-2024年 GDP 年均增長 9%，經濟總量從 3679 億元躍至 130 萬億元，外匯儲備增長 1.98 萬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近 200 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實現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辯證統一：黨的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市場“決定性作用”，同時強化宏觀調控，避免資本無序擴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成熟定型保障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下，國有大中型企業做強做優，在國民經濟中起到支柱作用；民營經濟貢獻了 60%以上的 GDP 和 80%的就業率，成為“中國奇跡”最大變量。同時，黨和政府大力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占 GDP 比重從 1995 年的 0.5%升至 2024 年的 2.6%，中國已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之高地。

從社會文化建設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令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精神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西方既有發展模式，建成世界最大社會保障網，人均預期壽命從 35 歲增至 78.2歲；教育事業跨越式發展，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 1949 年的 0.26%升至 60%；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引領綠色發展，全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單位 GDP 能耗則近十年下降26%。與此相應，中國共產黨努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堅持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個結合”，跳出了“古今中西之爭”的窠臼，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公共文化服務覆蓋城鄉。全國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數量從1949年的55個、21個發展到2023年末的 3246 個、6833 個，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激發起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綜上，讀懂中國共產黨進而讀懂中國，必須要對其間之“脈絡”與“因緣”有所把握。那么，要想實現這種把握，則需要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正是這份源于近代中國社會共識、民眾訴求的初心，成為中國共產黨穿越百年風雨、不斷贏得人民支持、創造人間奇跡的力量之源和精神密碼；也要理解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的性質如何塑造了共和國的國家制度，更要理解這一制度體系如何支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事業，進而深刻地影響、形塑了現當代中國社會現實。說到底，只有對這種黨和國家的外緣內蘊互聯互動的辨證關系有所把握，才能真正洞悉當代中國的基盤與底色。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