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春膏：一位五四青年的人生足跡

鄧春膏

 　　▲1919年6月甘肅旅京學生鄧春膏、王自治等被捕獲釋后在北大法科校區合影

1919 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一場劃時代的偉大運動。這場運動由北大學生發起，一大批北大學生運動領袖因這場運動名垂青史，更廣大的北大學生在這場運動后陸續畢業，投身國家建設，使五四精神持久深入地融入了中國大地。

筆者最早知道鄧春膏這個名字是在寫作關于鄧春蘭的文章時。作為要求北大開放招收女生的第一個呼吁者、北大第一批女學生，鄧春蘭的名字廣為人知。在查閱她的資料時，了解到她有一個弟弟鄧春膏當時在北大讀書、一個弟弟鄧春霖在清華學校讀書。

不久前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在蘭州大學參觀，看到歷任校長介紹，發現鄧春膏赫然在列，是蘭州大學創始期的重要校長?；貋砗螅P者梳理、考證了相關資料，以此文展示這位五四青年的人生足跡。

書香世家 求學北大

鄧春膏（1900—1976），字澤民，別號哲民、哲明，出生于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起臺堡村（當時隸屬甘肅?。｀囀霞易咫m居住在窮鄉僻壤，但卻重視教育。鄧春膏的父親鄧宗（1882—1955），字紹元，于 1902 年入甘肅大學堂（后改名甘肅高等學堂）學習，1906 年畢業后考入京師大學堂學習，1909年從大學堂優級師范科畢業。1911 年回甘肅辦教育，1913 年任甘肅省立師范學校校長，同年 6 月創辦甘肅首所女子師范學校。1921 年，他又創立了甘肅省第一所幼兒園。1923 年，他出任甘肅教育會會長。1928 年，被聘為蘭州中山大學（蘭州大學前身）評議會評議員。

鄧氏家族重視教育，開風氣之先，堪稱西北地區現代教育的第一代實踐者。鄧宗的女兒鄧春蘭，兒子鄧春膏、鄧春霖、鄧春潮，以及侄女鄧春藻、鄧春芩，都接受了新式學校教育。先是鄧春膏、鄧春霖分別考取北京大學、清華學校。1919 年 6 月，鄧春蘭、鄧春芩等被北京女子高等師范錄取，成為甘青地區首批女大學生。鄧春蘭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學旁聽，成為國立北京大學首批女大學生之一。

根據北大所藏學籍檔案及 1917 年 11月28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的“知照甘籍學生鄧春膏等補給津貼示”，鄧春膏先是在 1917 年入北京大學預科補習班學習，1918年考取北京大學預科英文班，1920年夏畢業，隨即升入本科哲學系就讀。不過根據北大的成績冊記載，他在哲學系只讀了一年，1921年秋季學期開始沒有到校報到。此時，他應該是考取了甘肅省官費留美，赴美留學了。

在北大讀書期間，“五四”運動爆發，鄧春膏和其他旅京甘肅籍學生共 90 多人參加了集會游行。在“六三大逮捕”時，鄧春膏等 7 名甘肅籍學生被捕，與同時被捕的幾百名各校同學一起被關押在北河沿的北大法科校區，后經各界人士營救獲釋。

在五四新思潮的洗禮下，在京求學的鄧春芩、鄧春蘭、鄧春膏、鄧春霖姐弟四人受到《新青年》《晨報》等進步報刊的影響和啟迪，他們在北大二院北邊的三眼井胡同15號的住處成立了春曉學社，同時決定創辦《春曉學社季報》，由4人輪流編輯，手抄發行，但實際上只辦了一期就?？?。這唯一的一期由鄧春膏負責編輯，刊登了《春曉學社規程》《春曉學社季編輯條例》《宣言》和鄧春蘭的《晉京旅行記》《北京學界的風潮》《古今的奇事》，鄧春膏的《文化之循環狀態》《隨感錄：監獄（一）》和翻譯小說《一根皮條》（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今譯名為《繩子的故事》）等文章。學社以“研究學術，改良社會”為宗旨，將“自由、平等、奮斗、堅忍”作為學社的信條，并解釋學社之所以以“春曉”為名，是因為他們的主張在黑暗社會中如清晨的曦光一樣，“稍微透點光明”，但“定有通明的時候”，“我們的主張，總得同人努力，使他在將來的世界上，有實現的一天”。

1920年3月14日，在北大紅樓第三十八教室，鄧春膏與其他四十余名甘肅籍旅京學生聚會，決定成立《新隴》雜志社，以“輸入適用之知識于本省，傳播本省之狀況于外界”為宗旨。甘肅近代史上第一個進步刊物《新隴》就在北大紅樓宣告誕生。

雜志社設編輯部與經理部，當時在北大物理系本科3年級就讀的王自治任編輯部主任，鄧春膏與韓樹淼、田炯錦為編輯兼校對；張明道為經理部主任，蘇蔭棠為副主任，聶從鐸為文書。規定每年除七、八兩月外，每月發刊一期，每五期為一卷，每期四十頁以上。同年 5 月 20 日，

《新隴》第一期出版發行。

鄧春膏在《新隴》雜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了《我們怎樣預備創造新文化？》一文，指出中國過去的文化因“崇拜偶像”、“思想不自由”導致呈現出“因襲的、循環的、退步的”狀態。因此，要創造適應時代進步的新文化，首先要毀棄這種偶像崇拜，追求思想自由。強調要“吸收歐化”、“本科學的精神、用科學的方法，去治一切學術”，“利用天然的本能，在社會上作種種實驗”。

《新隴》雜志將五四新文化思想傳播到邊遠的甘青地區，為閉塞的西部地區打開了一扇了解新世界的窗口，成為當時甘肅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影響了千千萬萬的甘肅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甘肅的青年學生運動。

執掌蘭州大學（甘肅學院）

傳承五四精神

1921 年秋，懷著對新思想、新文化的渴求，鄧春膏赴美留學。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學習，1927 年獲博士學位。他成為了甘青地區的第一位留學生，同時也是甘青地區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人。

1928 年冬季，鄧春膏回國，途徑上海時，當地一所大學想聘他為教授，但他決意回到教育落后的甘肅，為家鄉教育事業服務。1929 年 2 月，甘肅省主席劉郁芬聘請鄧春膏為成立不久的蘭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6月改任代理校長。1930年蘭州中山大學改名為甘肅大學，鄧春膏繼續任校長。1931 年甘肅大學改名為甘肅學院，他繼續任院長一直到 1936 年 5 月。鄧春膏主持這所甘肅最早的高等學府達8年之久，這 8 年恰是蘭州大學歷史上條件最艱苦的時期。他殫精竭慮地維持了學校的生存，并使之得到了逐步發展。

當時軍閥混戰、政局動蕩不安，學校經費困難、師資匱乏。甘肅學院每年教育經費只有 9 萬元，到 1934 年為止，政府積欠的教育經費已高達20多萬元。面對如此窘況，鄧春膏一方面從實際出發，多次調整系科設置，通過各種關系聘請優秀師資；作為一校之長，鄧春膏在承擔繁重的行政工作同時，還親自講授哲學概論、西洋哲學、法律哲學、經學通論和英文等數門課程。另一方面，他多方籌措經費，并協同全體教工開源節流，逐年修建教室、辦公室、師生宿舍、圖書館等設施。

作為曾經親身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鄧春膏在大學管理方面的很多舉措都具有蔡元培校長當初治理北大的影子。

受北大蔡元培校長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影響，鄧春膏也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辦學。他任校長時逢大革命失敗，國共分裂，蘭州也進行“清黨”，人們對于左傾人士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鄧春膏聘請教師唯看是否有真才實學，不管其思想左傾右傾，只要有教學需要就聘用。例如，思想左傾的張次房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法律科，是甘寧青三省最早介紹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人，鄧春膏聘其為甘肅學院教員兼政治專修科主任，講授《勞工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又如，當省立第三師范學校校長高抱誠在其未婚妻張從貞病故后，續聘張從貞之妹張淑貞為妻時，“地方端人正士，無不一致反對”，這些“端人正士”認為高抱誠曾教過張淑貞，兩人有師生之名分，遂組建維持綱常名教團，編印傳單，在報刊雜志發表文章，反對高張師生結婚，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事件。面對守舊勢力的輿論壓力，鄧春膏依然力排眾議，聘用高抱誠為秘書主任兼附屬高中部主任。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反對封建意識、尊重個性解放的精神對他的影響。

他像蔡元培一樣高度重視學術，大力支持教職員開展學術研究，舉辦各種學術活動。他從有限的經費中撥出專款，先后創辦了《蘭州大學月刊》《甘肅大學季刊》《甘肅大學半月刊》《甘肅學院季刊》等學術刊物。他還舉辦各種講習會，延請學者與社會名流進行演講，與學生展開討論，活躍學術氣氛，開闊師生視野。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高度重視學生體育和軍事訓練，推動成立北大體育會、學生軍，改變北大學生不愛運動的習慣。鄧春膏也非常重視學生的身體素質鍛煉，大力倡導體育活動，規定學生在每天下午的課外活動時都要去操場鍛煉，他還經常親自監督。即使資金窘迫，他依然每年派人到天津去購置籃球、足球、排球、網球及其它體育器械，并專門聘請體育教員教授學生們田徑、球類、武術等體育課程。

鄧春膏始終保持著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注重學生理想信念教育。他曾在學校暑期講習會上做主題為“理想與人生”的報告，告誡學生不要把讀書僅僅作為取得畢業資格，便于以后謀生的手段，而要樹立遠大理想，專心研求學問；不要因世事和環境的改變而喪失理想，應以拯救國家于危難為己任，畢業后勤勤懇懇地為甘肅人民服務。他曾對甘肅學院第二屆法律系畢業生叮囑：“當此國際風云詭譎，沿海舉足荊棘之秋，促進邊疆教育以鞏固國防，是謀國者共赴之地也”。1933 年初，鄧春膏與劉汝璠、郭緯屏、譚克敏被推舉為“西北問題研究會蘭州分會”常務干事，會址設在甘肅學院。他們除了在甘肅學院中山堂舉辦“西北問題暑期學術講演會”，開展有關開發西北的演講外，還創辦了《西北問題研究會刊》。

1936年，鄧春膏因抗議教育部對甘肅學院系科設置的不合理撤并，憤而辭職，但他并沒有完全脫離學校。1938年至1940年期間，鄧春膏被聘為甘肅學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8 年春，國立蘭州大學發生甘肅本地學生被煽動攻擊外省籍教授事件，導致一名學生身亡、數名教授受傷。一時間，師生人人自危，全校陷于混亂。鄧春膏受請出面斡旋，竭盡全力平復雙方的情緒，穩定了教學秩序，化解此次危機。1948年9月，鄧春膏被聘為國立蘭州大學教授。

書生從政  冰心可鑒

1936 年，鄧春膏任甘肅省政府顧問，開始進入政界。1939 年，他任甘肅臨時參議會參議員。1940 年，在陜西水利專家李儀祉的推薦下，時任監察院長的于右任任命鄧春膏為監察院監察委員。當時為抗戰時期，監察院遷至重慶，故而在 1940 年至1946年間，鄧春膏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重慶金剛坡。

鄧春膏恪盡職守，認真履行監察職務，對于大后方一些公職人員的各種貪贓枉法行為絕不姑息。他曾彈劾國立貴陽醫學院院長和代理總務主任違法失職，彈劾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前總務處長利用職權營私舞弊，檢舉國立第十中學校長違法貪污等。他還經常針對各地區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如針對湘桂邊區苗胞的民生疾苦，他建議行政院制定救濟辦法，并請湘黔兩省的政府盡快執行，以便改善當地群眾的生存條件。

1947年，監察院任命鄧春膏任甘、寧、青監察使。他在短短的一年任期內，不辭辛勞，走遍了甘、寧、青諸地，實地考察各地的民生民情。每視察一地，必寫報告上呈監察院。期間他接訪大量民眾，發現了很多問題，涉及田賦、兵役、礦產資源、水利、畜牧業、教育等。鄧春膏認真調查，分析問題的根源，分別提出處理意見。涉及法律問題的，他將案件轉交到相關司法機關進行處理；涉及公務人員貪贓枉法的，他毫不留情地履行監察職能，進行彈劾、檢舉。他尤其重視教育問題，對西北地區留學和國民教育普及工作都曾積極提出改進建議。

1948 年 9 月，由于監察使制度取消，鄧春膏重返國立蘭州大學，被聘為教授。1949 年 8 月，他被任命為考試院甘、寧、青考銓處處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鄧春膏積極參政議政，以滿腔熱情投入新中國的建設。1950 年，他應邀列席甘肅省人民代表大會。1951 年 3 月，鄧春膏加入了民革。4月，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任命鄧春膏為民革蘭州分部駐會常委兼秘書組長，后又任民革甘肅省委會常委兼秘書組長、民革甘肅省委社會聯系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省政協委員。1958年，鄧春膏調任蘭州市政協駐會委員，從事搜集兼整理研究地方文史資料的工作，發表了《五四運動時期甘肅旅京學生刊物〈新隴〉》等文。

1976 年 4 月 7 日，鄧春膏因心血管病突發而逝，享年76歲。

作為親身經歷過五四運動洗禮的一代青年，鄧春膏畢生身體力行，致力于教育救國，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在祖國大西北地區傳承弘揚。百年回首，正是這一代青年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

（作者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