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的轉折：遵義會議的歷史回響

劉向平1983年創作的國畫《一九三五年遵義》

遵義會議會址

編者按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也是黨在極端困難情況下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實踐、實現重大歷史性突破的典范。90年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形成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使黨和紅軍實現了從被動到主動、從挫折到勝利的歷史性轉變。紀念遵義會議，就是要銘記這一歷史性時刻所蘊含的實踐智慧與精神力量，深刻把握其確立正確路線、依靠集體智慧、團結帶領隊伍克服艱險的歷史經驗。為此，本報記者特別采訪了北京大學長聘副教授趙諾和研究員黃江軍，聽取他們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與精神內涵的分析，探討這一偉大轉折的當代啟示。

1934 年 10 月，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遭受重創，被迫踏上漫漫長征路。接連不斷的失利，戰略方向的迷茫，以及黨內日益激化的路線分歧，如同揮之不去的陰霾，籠罩著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在中央紅軍生死存亡之際，遵義，這座位于黔北的城鎮，卻成為了中國革命史冊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點。

長征低谷：危機與反思

“認識遵義會議，不能將目光僅僅局限于1935年1月會議的那幾天，也不能僅僅局限于紅軍長征，而應將其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在30 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革命進程和民國政治軍事狀況的脈絡中進行思考，”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黃江軍研究員在訪談中強調，“理解遵義會議的發生和意義，可以從認識長征、認識20世紀30年代前期中共戰略轉移著手?！边@一時期，中共城市工作陷入低谷，革命重心轉入農村根據地（包括長期在城市活動的共產黨人也轉移到蘇維埃根據地）。這一轉移使得農村與城市、政治與軍事、本土實踐與蘇聯經驗之間的各種革命資源產生更激烈地碰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內部因素，也與這種張力有關。中央紅軍反“圍剿”失敗，開始西征，開啟中共革命戰略的又一次轉移。西征中的分歧，不亞于反“圍剿”時期。黃江軍認為，戰略轉移及其帶來的分歧，是理解遵義會議的關鍵歷史背景。

西征中的紅軍對此經過艱難的探索。從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毛澤東提出了更為切實可行的戰略方向，逐漸獲得了多數中央領導的認同。黃江軍深入剖析了這一階段的決策過程，他指出，這幾次會議可視為一個連續的探索過程，歷經艱難醞釀和多方角力。遵義會議的召開，正是基于此前一系列會議基礎的結果。遵義會議上討論與反思了戰略戰術上存在的問題，強調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改善軍委“三人團”的領導方式，增選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常委。此外，會議改變了黎平會議上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決定，轉為渡過長江，繼續西進，抵達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區，以便更好地發揮面向成都平原、背對青藏高原東麓的地勢優勢。

遵義會議召開前，黨始終在西征的過程中摸索和探討“向何處去”的關鍵問題。將時間軸撥回到 1934 年 12 月，中央紅軍在經歷慘烈的湘江戰役后，終于成功突破了國民黨的四道圍堵。12 月11 日，中央紅軍沿湘江西岸越城嶺、老山界進入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縣。此前，毛澤東同志利用轉移途中與張聞天、王稼祥結伴同行的機會一路相談，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中央蘇區所發生的事情以及轉移途中的情況，特別是廣昌保衛戰慘敗的教訓。到達湖南通道一帶后，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主力將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但此時國民黨軍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當于紅軍五六倍的重兵，張網以待。毛澤東主張放棄原定計劃，靈活調整，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進，到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去，建立川黔邊根據地。參加會議的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同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主張。盡管會議未能就戰略轉兵達成完全一致，但最終決定調整行軍路線，即西進貴州，隨后沿黎平、錦屏北上。

遵義會議在軍事層面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會議帶來的轉變是深刻而全面的：紅軍不再固守僵化的“直線運動”戰術，轉而采取更為靈活機動的戰略，四渡赤水出奇兵就是此后行軍的經典案例。中央紅軍也不再執著于渡江北上的既定計劃，而是根據形勢變化，及時調整戰略方向，調整紅軍可能扎根的目的地。中央紅軍在遵義獲得了難得的休整機會，擺脫輜重輕裝上陣，補充彈藥被服，士氣得到顯著提升。正如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副教授趙諾所言，“其實這才能反映出會議之后是一個繼續在克服困難、逐漸調整的過程，同時也反映了所謂我們黨正確的指導思想或者正確的路線其實是需要一個確立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是如此?！边@說明，遵義會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長期積累和調整的必然結果?？偠灾?，遵義會議的召開，標志著紅軍開始擺脫被動局面，走向戰略主動的轉折。

遵義啟示：黨建邏輯與理論發展

遵義會議既是一次軍事戰略的調整，更是一次黨建邏輯的深刻反思和理論發展的重大突破。會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有力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也為黨的政治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石。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集體在思想上達成高度一致，提升了黨的凝聚力，為未來面對更加復雜多變的局面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1934 年 12 月 31 日晚至 1935 年 1 月 1 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烏江南岸的甕安縣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最終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再次肯定毛澤東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確主張，指出目前的中心任務是首先發展貴州北部地區，然后徐圖發展四川南部。由于遵義是四川與貴州聯通的戰略要道和重要城市, 且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中共中央決定將遵義作為黨長期發展的革命根據地。趙諾提到，“會議上關于軍事領導權等問題還是有爭議的”。會議雖解決了當時緊迫的問題，但實際的困難還在繼續，這也說明了正確路線的確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仍然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博古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這種單純防御路線主要體現在進攻上的冒險主義、防御上的保守主義以及突圍上的逃跑主義。黃江軍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還有不應回避的客觀因素，國民黨動用的軍事力量和“圍剿”策略都更具破壞力，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資源困境也在加劇，不過，遵義會議卻更注重內向檢視。在此前后，中央恢復了更符合組織原則的決策機制（取消了此前的“三人團”模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政治生活。

遵義會議也標志著黨的理論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其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的核心要義，更為我們今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正是在遵義會議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正如趙諾所說，“其實是在這個時刻我們黨逐漸開始更加獨立自主地進行革命、作出決策”，這體現了黨逐漸成熟的自主意識。

歷史鏡鑒：共識凝聚與時代責任

遵義會議還是黨“忠誠”對象轉變的關鍵節點。從過去對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忠誠，逐漸轉變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的忠誠，這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革命精神和堅定不移的民族立場。這種“忠誠”的轉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趙諾所言，“從遵義會議之后，其實就是必須自己做決定了，而不是簡單依靠共產國際的指示”。這說明，遵義會議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開端。

今天，我們紀念遵義會議，不僅僅是回顧歷史，更是要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為當下和未來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鑒。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必須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趙諾這樣說，遵義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是一次“凝聚共識”的生動實踐。這種共識并非簡單的表面統一，而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之上的，這對于我們今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同時，遵義會議所展現的“斗爭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這種斗爭精神并非簡單的暴力和對抗，而是一種敢于擔當、勇于變革、不畏艱難的革命意志。面對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各種挑戰，我們更需要這種勇于擔當、敢于斗爭的精神。趙諾強調，“這種斗爭精神不是簡單的階級斗爭，而是正常的人的奮斗?！彼J為，這才是長征最主要的精神。這種精神，將指引我們不斷前進，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梢姡窳x會議的召開，不僅是一次戰略調整，更是革命精神和實踐的集中體現。

細節之處見精神：歷史的溫度

歷史的魅力在于其真實性和細節的生動性。1935 年 1 月，紅軍到達遵義，這座黔北重鎮展現出與長征路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景象。紅軍戰士們看到繁華的街道、琳瑯滿目的商品，生發出“耳目一新”的感覺。紅軍總司令部就設在當時被認為是“數一數二的豪華洋式建筑”的柏輝章公館里。

在遵義期間，紅軍戰士不僅僅獲得了寶貴的休整機會，也參與了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例如籃球比賽、魔術表演等。紅軍還在遵義發行了蘇維埃幣，以保障物資供給并穩定物價。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一元蘇維埃幣可以兌換一塊半銀元，此外還可以兌換食品、香煙和食鹽等生活物資。據史料記載，當時紅軍還組織了許多文化活動，如歌舞表演、戲劇演出等，這些活動拉近了紅軍和人民群眾的距離。所有這些細節都生動地展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和真實性，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不僅挽救了紅軍，更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從革命敘事到黨建邏輯，再到共識凝聚和時代責任，遵義會議的精神都閃耀著時代的光芒，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

我們今天紀念遵義會議，就是為了深刻銘記那場偉大轉折所彰顯的真理力量和實踐智慧。以遵義會議精神為指引，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中錘煉出敢于斗爭、善于勝利的歷史自信和戰略定力。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加堅定信仰、信念、信心，將這一精神內涵轉化為推動民族復興偉業的不竭動力，以永不懈怠的姿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書寫更加輝煌的歷史篇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開創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