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新知，秉燈前行

“紅樓飛雪，一時英杰”，北大輝煌的歷史像一座不朽的豐碑，屹立在精神殿堂的中央，令人心向往之。于我而言，北大不僅是負笈求學的校園，更是長期觀察與深入研究的對象。從碩士到博士，我始終圍繞百余年來的北大校史展開學術探索，力圖在檔案史料中追尋北大精神的根脈，并在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中確定自己的人生坐標。

讀研期間，我的導師歐陽哲生教授剛好轉向中西文化交流史領域，在他的鼓勵下我選擇以新中國成立前北大的對外交流史作為研究課題。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進校史研究的世界，也由此打開了一扇通往歷史現場的大門。彼時，通過對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三位校長先后主掌北大時期對外交流情況的梳理，我驚訝于在當年戰火紛飛之中北大與世界的頻繁互動，也愈發感受到：一部北大校史，從來都不是象牙塔中孤芳自賞的史料堆砌，而是與時代激流同頻共振的中國高等教育的縮影。

斟酌博士論文選題之際，正逢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來。這一劃時代變革使我意識到，有必要在校史研究中做出回應：因為目前學界對北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與理科，而工科幾乎是片空白，但作為中國頂尖學府之一的北大在工程教育領域的歷史沉淀無疑不容忽視。于是，我決定從這個“冷門”的切口入手，系統研究院系調整前北大工科的發展脈絡。這幾年我輾轉北京大學檔案館、清華大學檔案館、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等地，翻檢出的那些泛黃的公函、會議記錄、信件和手稿筆記，像散落天涯的拼圖，一點點拼出了北大工科的原有面貌。在此基礎上，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北京大學工程教育發展研究（1898—1952）》，并在匿名評審中獲得外審專家們給予的“全優”評價。這一路探索的跋山涉水，不僅幫助我深化了對校史的認知與理解，更讓我充分了解到北大人投身國家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的傳奇往事，從而使得定格在青史上的那些人與事都變得立體而豐滿了起來。

有朋友問我，為什么要花這么多時間、精力去鉆研北大校史？我想，研究北大校史，其意義絕不僅在于豐富一個學校的記憶，更在于挖掘校史背后的價值，以更好地傳承這源遠流長的北大精神。從沙灘紅樓到未名博雅，從“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到“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百余年來，北大每一次都走在時代前列，每一次都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誠如魯迅先生所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闭窃谶@片沃土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代代相傳，前輩先哲們用熱血和智慧書寫出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歷史的漫長行進中沉淀為最真實的北大。

透過那些被歲月塵封的史料，我讀懂了北大精神中最動人的一面：家國情懷，使命擔當。這也正是我于畢業之際最終選擇奔赴西藏工作的初心所在。北大教給我們的，不僅是如何查閱文獻、撰寫論文，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的力量，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執著。北大精神，也絕不僅僅是寫在宣傳冊上的標語，而是千千萬萬北大人奔赴祖國需要的地方，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具體實踐。

我知道，遠方還有更高的山、更深的水：與浩如煙海的史料相比，那是一次次關于理想的考驗；與坐而論道的課堂相比，那是一場場關于信仰的遠征。

愿伴有格?；ㄒ宦贩曳?，走過千山萬水，去看萬水千山。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2025屆博士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