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

隨著分子生物學與高通量測序技術的迅猛發展，古 DNA（ancient DNA, aDNA）逐漸成為當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古 DNA 是指從古人類遺骸、動物骨骼、植物種子或沉積物中提取的高度降解的遺傳物質。相較于傳統依賴器物、骨骼形態與文化遺存的研究路徑，古 DNA 提供了一種直接揭示古代人群遺傳構成與動態的全新方式，使得對人類演化史、遷徙路徑以及人群互動等問題的研究更具分辨率和實證基礎。

在考古人類學研究中，古 DNA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對古代人群起源、擴散與交流模式的重建。通過與現代人群基因組的對比分析，研究者可以追溯不同人群之間的親緣關系、分化時間與基因流事件，并據此推斷人群遷徙的方向與過程。此外，群體遺傳結構分析還可揭示古代社會中的族群融合與邊界動態，為理解考古學文化間的異同提供生物學支撐。在與語言學和考古學證據交叉驗證的基礎上，古 DNA 成為揭示深層人群歷史的關鍵證據來源。除宏觀人口歷史外，古 DNA 亦廣泛應用于微觀層面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制度研究。利用高通量基因組數據可識別同一墓葬個體之間的親屬關系，從而推斷家庭結構、婚姻規則與居住模式。結合性別判定與單倍群（Y 染色體與線粒體）分析，還可以揭示父系或母系繼嗣方式、性別分工與族屬認同。此外，在與穩定同位素、骨病理學等多學科數據整合分析的基礎上，古 DNA 也有助于識別社會等級差異與身份認同機制，從而拓展對古代社會組織的認知。古 DNA 技術亦顯著推進了對古代人類健康狀況與生計模式的研究。通過識別古代病原體 DNA，可以追蹤歷史時期疾病的傳播路徑與流行動態，甚至探討人類免疫系統的適應演化。另一方面，不同經濟模式（如農業、牧業、漁獵）下人群的遺傳差異，也為理解技術傳播、生態適應與文化變遷提供了遺傳學視角。與此同時，動物與植物的古DNA研究亦揭示了家養物種的馴化歷史及其與人類遷徙的協同演化過程。

綜上，古 DNA 的引入進一步拓展了考古學的研究邊界，使得對人類過去的探討從物質文化維度延伸至遺傳譜系層面。它不僅重塑了我們對史前人群結構與互動方式的理解，也深化了對社會制度、疾病生態與生計演化等核心問題的探討。未來，隨著方法學不斷優化與倫理實踐的規范化，古 DNA 將繼續在全球范圍內的考古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考古學從傳統描述向綜合解釋與機制揭示的轉型發展。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員）